首先值此“首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心得交流会”召开之际，向我们至尊至敬的师父表达弟子最诚挚的心、行鞠躬礼并双手合十向您道一声：“这么多年，您辛苦了！”向同修们合十。

其实刚一提笔，我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五年了，在整个浩茫的宇宙中这点时间也许比“瞬间”还要短暂，但这几年却实现了新旧宇宙的交替，却是多少的历史被改写，有多少变异得不行的生命和物质因素被主佛的慈悲所层层归正，也有多少的巨主、天王因摆不正自己与正法之间的关系而被打下来、淘汰掉。这五年的瞬间可以说是最惊心动魄、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五年。有多少“善缘”在此时结下，有多少“冤怨”在此时了却；有多少不同形态的生命在此时定下了生死永恒，有多少在人世中不脱离常人状态的修炼者在此时铸就了生命永远的辉煌……

我的经历与同修们比起来很似平淡，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就像我的这个笔名一样，但愿我这朵小小的“莲花”，这份小小的礼物能起到抛砖引玉之用，已使我心满意足了。另外，不足的地方还请同修们多多指正才是。

（一）“同心来世间，得法已在先。”（师父著《洪吟》——了愿）

记得在2002年的12月份，自己曾做过一个清晰的梦：自己在好像在明朝时是个书生，独自一人背着行李在蒙古的大草原上行走，在寻找着生命的意义，而且好像已找寻了好多年甚至是几生几世。……。在梦的结尾，自己清楚的记得在地上写着一行字：“留得中中存”。

我是属于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之列的，又由于生活在黑龙江省，所以具有明显的东北人性格。虽然我有些内向，但比较随和，而且在重大事情中有自己的主见，善良、乐于助人。

在我生长的家庭中，父母都是农民。母亲在出生三个月时落下了“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一瘸一拐的。在和父亲结婚后又染上了肝炎病，整日痛苦得连饭做得都费劲。父亲是个退伍军人，被安排在乡上的养路段，一年才给300多元的工钱。可想而知，家境是如何的困窘。

当时，我就想我要努力学习，将来一定要改变这贫困的局面，所以我当时非常的崇拜那些有学问的人（这也成为后来我学大法的根本执著）。当有人提起他们时，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一样，生命才算活得有意义。但很多无情的现实证实了我当时所想的是多么的片面和可笑。

由于在小学打预防针，我的右臂上留下了很大一个“疱”，而且越长越大，鼓鼓的都有些吓人。问绥化市里的医生，他们都说，像你这种情况在咱们国家是十万例里能有那么一例两例，极其特殊而且没有研究的价值……，最后嘱咐我，一定别把皮肤碰坏一点，否则也会象这样的状况。带着深深的失望离开了医生那里，心想十万分之一的比例为什么偏偏让我赶上？！这也是我对现在科学与医学的一次深深的失望。

还有，因为我母亲在我十几岁时种了一些菜来贴补家用。在收菜的时节，地里的菜被邻居偷了个遍，可看上去这些人平时还很不错。而且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就发现社会上“人情味”是越来越淡漠，亲戚邻里之间不再信任，甚至父子之间都枕戈待旦的到天亮。“钱真能代表一切了吗？！”这是在一个少年心中发出的呐喊。

后来我家搬到了一个小县城，在那里上了高中。在1996年4月26日，我自己上公园玩，看到有几十人在那儿炼功，觉着很有意思就问人家，这一问可不了得，从此后尘封了不知多少生多少世的心灵之门被彻底打开，从此走上了回到自己真正的家的神的路。

得法后，我勤于精進，努力修心，笑对魔难，在身体和心性上的改观都十分的大，最明显的是，右臂上的“疱”开始收缩、顶部也变得平了不再是鼓鼓的了。就这样，在大镇压前的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在修炼上给自己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在99年的“4.25”以后由于有以前历次出现的干扰事件的经验，我们当地的同修的心性升华得比较快，但是当“7.20”大镇压开始时，的确有些始料不及的。

当时真是象师父说过的，每个人都切身的想过自己，想过大法怎样师父怎样。当仔细想过之后，我的心顿时在铺天盖地的谎言中觉醒，在“人”的认识中清醒：我们学法修大法是为了修炼圆满，回到不生不灭的天国去，是要离开人的，决不是想只为在人间舒服的炼功学法过所谓的“好日子”的。正如师父1998年《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讲到的：“人人都能从自己的内心找自己的不对，确实能使人类社会文明得到提高。我们大法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绝不是为了常人社会这些而传的大法，我们是为了修炼的人能够提高。但是学的人越多，他就会形成一个环境，会促使整个人类社会提高，他就是这样一个关系。但是我告诉你们，绝不是我要为社会，要为谁，要在人类社会搞什么名堂，是为了你们圆满。”

当时我的人心在各个方面还是比较重，虽然心里有对大法的正念但正行还是很不够的。常人的变异观念一度使我处于矛盾当中，一方面心里十分明白电台所说的都是拙劣的谎言，不堪一击，它们是完全的歪曲与断章取义，另一方面，自己在怕心的作用下，就是不敢说一句心口如一的真话。

一个有良知的有思想的人，面对这种情况，那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我曾经想过这个大大的“人”字在人间应该怎样写？此时我想起了师父在“7.20”开始前的最后一篇经文——《再论迷信》。师云：“人类啊！清醒过来吧！历史上神的誓约在兑现中，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人生的路自己走。人自己的一念也会定下自己的未来。”如果这样下去，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不止一次的问自己。学法又不合格，如果回到人中，那常人没有理性成天被观念所左右着，他们更不会明白自己和宇宙的真象。真是矛盾呀！

就在我只顾自己在家“坚定实修”时，有一位同修从哈市同修那里得到了几份99年广州法会的交流体会。当翻开纸页时，我的眼泪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流了出来。看着这些神的语言，那些正念正行所熔铸的文字，真是感天动地、惊泣鬼神！是呀！是师父将我们从地狱中捞起，又下给我们法轮和无数珍贵无比的一切。当师父遭恶人诬陷和诽谤之时，我们作为大法的见证者，又怎能不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呢？如果连句真话都不敢说，那还配做师父的弟子了吗？！

从那以后，地方官员和片警再到我家去监视我和母亲时，我们就向他们洪法，讲我们在大法中身心受益的事实，讲法轮功根本不像媒体说的那样。在大法祛病健身与净化心灵的神奇事实面前，这些铁石心肠的警察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有一次一个亲属告诉我说，你们的片警有一回对我说，你看国家说法轮功是如何的害人，而我们那儿的小×（我母亲）学了法轮功几年来一片药没吃，原来的小儿麻痹后遗症落下的残疾都好多了，走路不是那么明显的一瘸一拐的了。你看神奇不？……

（二）“善”是讲好真象的基础，“信”是在魔难中坚持到底的前提

刚开始讲真象时，常常容易陷入辩论之中。每当这时，我们都先找自己，是否是自己讲的方式有问题呢？师父不是说过：“每个辅导员在传播法轮大法时，要对自己负责，对学员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大法负责。在宣传和解答问题时，要根据接受对象对大法的理解程度和承受能力，恰到好处的去弘扬大法。”（《法轮大法义解》）

2000年的大年初一刚过，由于本地区有進京上访的，当地怕我们也走，就把我们软禁在街道“办班”（其实就是做做样子应付上级了事）。当时在那里街道的和派出所的人提出各种各样的甚至是十分尖锐的问题。我和同修们均对其疑问给予合理的解答，使其很满意，他们也不那么邪恶了。

有一次一个警察对师父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我心里很是难受，在说话中语气就带着情绪，话一出口，那个警察就暴跳如雷，更加张狂。这时我想起了师父提醒过我们：“我们都要守住心性，别人可以不对，我们自己不能不对。”（《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于是马上调整心态，使眼神语气中都充满了善的力量，用真心与耐心的向他们洪法，说明情况。这样一来原本是为了给我们办的“洗脑班”此时变成了“洪法班”了。

这时候，我家里来的两个小妹妹要回家，需要我送她们，于是向街道主任“请假”获准后，我就启程将两个小妹妹送回几百里之外的家里。可哪知，当我走后，我们这又有一些大法弟子進京护法。这下可把街道的书记和派出所的所长急坏了——这场迫害搞的是株连制，不管你是不是学法轮功的，只要不顺着“上边”江泽民和跟着它搞迫害的那些人，他们就整你，罚款、降级，让你活不自在——结果硬是逼着街道主任打车把我追回来，给街道的张主任逼得直哭。母亲一看说，这钱我花吧！结果此次花了打车钱600元。才把我追了回来。600元钱不是小数字，这次母亲花钱的事对于当地的街道和派出所的人心震动极大。

当正月十五一过，县里决定把我们这些“顽固分子”送進看守所关押时，街道的书记都哭了。并一再跟我们说，这是上边的命令，实在没办法。在街道期间，其他的同修也都用自己的言行证实着大法的纯正与美好。连那些派出所的人都说，炼法轮功的真都是好人。在2000年的8月份，当街道要建一个公共厕所时，特意找到我们的同修，书记说，“你们炼功人是我最信得着的了。”

刚被关進县看守所时，举目面对着高墙电网和整日污言秽语的犯人们很不习惯。在中国，这里也许是最黑暗的地方之一。这里一袋白酒在我们的市场上也就2元左右的价格，在这里犯人们之间卖过50元的“天价”。犯人们为了在这里少受点苦，就用钱来贿赂管教。为了能在这里吃点儿饱饭，犯人之间互相争夺，甚至打架，这些事已屡见不鲜。

既然進来了就抓住这个机会洪法救度众生。在这里，我一边干着活一边和周围的人讲着真象。记得有一位和我岁数差不多的犯人他是因为打仗［即打架］進来的，他问我：“你看，像我这样進来是罪有应得。而你不一样，你这么好，也被关到这来，是不是不值得？”我笑了笑说：“这地方谁愿意進来？是江××一伙利用专政工具硬是把我们抓進来的。试想，如果在一个国家里连‘真善忍’都是错的、是非法的，那还有什么是合法的呢？！”

“那你们不上北京闹市事谁能管你们？”他接着问。

“请问‘闹事’怎理解？难道和平、理性的上访，不大声喧哗、不阻碍交通不破坏公物，这就是所谓的‘闹事’吗？而且这件事事出有因，在99年的4月21日，天津大法弟子因为一个报社登载一篇诽谤大法的文章去编辑部澄清事实，后被当地警方抓捕45人并造成流血事件。当地说管不了，要我们向中央提出意见。就这样我们大法弟子才来到北京上访。后来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把原本合理合法的上访硬是说成闹事，你说说这是哪家的理？这不明显是强盗逻辑吗？另外就如同你父亲被人冤枉了，你明知道父亲是被冤枉的，你站不站出来挺直腰板说句真话哪？”

他听了十分的感动，最后表示，“这是什么世道呀！你们真了不起！出去后我也跟你学法轮功，那些资料给我留着。”

在那里，我做事为他们着想，有活自己抢着干，把属于自己的饭食分给那些犯人，对于那些大脑有些迟钝的人，我从不嫌弃他们……当我要离开时，那里的人都说，我们会想你的，但还是不希望你再来了，这不是人呆的地方。我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电视台所说的都是造谣与欺骗，我走了。这时我发现有的人的眼中含着晶莹的泪，……。

在看守所被迫害、三進三出共两个月的日子里，自己的心也是在不断的去除变异和自我的过程。对大法的“坚信”这是能在魔难中坚持坚定到底的基础。这个“信”字可不简单哪！得有多大的正念的主见才能达到不偏不倚的信哪！如果一个修炼的人，在魔难面前为自己的执著心找借口开脱自己，那什么借口都可以找到，但到头来不就是在自己骗自己吗？！

在最后一次被关進看守所时，由于先前学法少，再加上自己带着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变异观念而進来的，带着这么不纯净的人心可想而知后果是什么。在这期间自己没有从根本上反省自己，致使自己在“感觉”不行了的时候，抱着侥幸心理写下了那份可耻的“保证”，给自己的修炼路留下了污点。“在正法中只能坚信师父和大法，用正念闯关。其他的我们什么也不要相信更不要依靠”，这是我走过此段曲折过程的自我总结。对于邪恶的让步就是对真正自我的埋葬！

当时县政保科长伪善的说，写完保证明天就放你。可是当我写完之后它又关了我半个月。而且是全县大法弟子60多人集体绝食七天后才全部被释放的。我由于抱着侥幸心理，没有放下生死、放下人心而没有绝食绝水。从这一点上，我看到了与同修们的真正差距。真是“生死非是说大话　能行不行见真象”（《心自明》）。

由于当地的环境很恶劣，再加上自己的正念不强，就在外边流离失所了半年多。后来通过同修将我的“严正声明”上网后，还觉得自己那种做法对不起大法和师父，于是学了一段法之后带着强大的正念和母亲上了北京，走上了天安门。虽然有些波折，但是安全的回来了。事后我总结一下：“正念”是发自心底的对于法理的升华，而决不是一时的冲动，是一种不会随着外界环境和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是永恒不变的。如果遇到很多波折而导致心态浮动，那就说明，自己的正念不是很强，需要继续努力学法，加强正念。

（待续）

（首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