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出差到日本是做项目的，谁知我来了之后基本没有什么工作任务，倒是那里的领导们给我创造了很好的学习日语的机会。我上班时间就是学习日语。我用所学的一点日语最大限度给我的领导介绍大法和我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而遭受的迫害。我有机会来这里专门学习日语，这不是我的讲真象的好机会吗？

我到书店请了日文版的《转法轮》，上班的路上在电车上看，一方面可以学习日语，一方面向旁边的人请教日语发音的时候，可以借机讲真象。在这期间，我还经常到日本的市民馆学习日语，这样尽量的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从而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有缘人。

学日语的学员中各国人都有，有一次，我问一个香港人：听说今天香港“七·一”有很多人上街游行？她说：香港现在一点都不好，97年以前真是挺好的。我很惊讶的问：怎么回事？她说：真的，以前我们每个月福利9000块，现在什么福利也没有了，工作又找不着，以前工作可好找了。现在东西是挺便宜，可是没有钱，没有工作东西便宜有什么用。有钱人都走了，只有我们这些没钱的老死香港了。以前老百姓可以随便骂英国政府都没事，现在根本不让说话，谁说就暗地里弄谁。真是一点都不好了。

听了她的话我真是感慨万分，大陆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没有自由，而香港人经历从自由到不自由，感触应该是最深的了。难怪七一有那么多的人去游行、踩江。

在这其间，有一件事我没做好，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事情是这样的，在市民馆学习的学员中，有一位从大连来的中国人。一天学习完后，她莫名其妙的邀请我去她家。我一想，这不是更好的讲真象的机会吗？于是就和她去了她家。

在她家吃完饭，就一个话题，我就开始讲大法的真实情况以及我的遭遇。一听说大法的事情，她非常感兴趣。她告诉我，她原来在劳动公园工作，每天早上很多人炼法轮功，打着大横幅，炼完功就把横幅录音机等放到他们那里。说到横幅时她是一脸的兴奋。她说公园的领导也在炼，她当时还说退休也要炼呢，没想到《转法轮》还没看完就不让练了。他们工作人员私下里经常议论，为啥不让炼，这不是挺好的嘛！听她说话，我想我今天真是来对了，还是个有缘人。那天说了很晚，她听明白了大法真象。我们约好下次周末我拿笔记本电脑过来给她放刚从网上下载的《风雨天地行》录像。这位大姐家离我上班的地点很近，到下一个星期五的时候，我想笔记本就不带回去了，第二天早上过来拿，然后去那位大姐家。

第二天我赶到公司，公司竟一个人也没过来，好象钥匙是分权限的，我的钥匙打不开总开关。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就为了省点劲，被钻了空子。我明白了，做救度众生的事情，无论多么费力，都要以最可靠的方式来做，不给邪恶势力一点空隙。因为每一个损失都有可能是不可挽回的。就这样，我那天没有放成录像。后来就没有机会再见到那位大姐。

在我回国前一周，我从日本学员家里拿了不少日文的光盘，我当时觉得拿的有点多，好象是个负担似的，想着哪有那么多日本人可发，什么时间能发完啊？我马上意识到我这不是把发光盘当成任务了吗？给别人光盘让别人知道真象是在给他机会救度他呀！发出去光盘不是我们的目地，真象光盘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了解真象，能发多少发多少，不是象完成任务一样的发完了就完事了，心态不对呀！再说，真象资料都是很珍贵的，如果一个人通过真象资料明白了真象，那么这些真象资料是不是救度众生的法宝，那么我们有没有对这些资料足够的尊重。

明白之后，我不再有负担。在一个学习班的最后一次课过后，我送给几个日本语老师每人一张真象光碟。有趣的是，我把光盘作为礼物送给教我的那个老师，并用蹩脚的日语介绍了大法的情况，原本我打算让她帮忙给其他老师，可她主动把那些老师指给我，于是乎，我用我会说的几句日语给每个人讲了一遍。并送给她们光盘，也很巧，正正好好我带了7张日语光碟送给了7位日本语老师。她们都非常高兴，并询问怎样能知道更多的消息。我告诉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查到。

看着她们高兴的样子，我真是由衷的高兴，是师父在帮助我，使效果这样好，同时我也明白，讲真象、讲真象，就是要讲的，这是在除恶！在另外一个班，我也同样给了日语老师每人一张光碟，并做了简单介绍，同时也给了那名香港人和一名中国人光碟，并向他们讲了一些情况。我发现，当我用心讲给他们真象，送给他们真象资料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么高兴的接受。

在国内讲真象，送给别人光盘的时候，我总是双手送上，感觉是把无比珍贵的东西送给了别人。我想别人的心里能感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