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3岁，1996年7月得法。得法前，我身体多病，为了祛病，练了几种气功，但病一直不去根儿。

那时我也求神拜佛。因为我的母亲、奶奶、姥姥都信佛，我也受了影响，小学毕业后就开始看经书，学拜佛，后来又和我的朋友到处搜集了一些经书，成了多种信仰，什么教门的书都拿来看，弄了一大堆，整天忙碌，一心想找一条出路，以后能有一个快乐的归宿。其实我每天心里都在苦恼，今天练练这个功，明天练练那个功，再求求神，不知要走哪条路好，就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人家一条大道往上修，他都是些岔道，他修这个，那个干扰；修那个，这个干扰，都在干扰他，他已经修不了了。”我确实修不了了。

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得到了大法。当我见到这本《转法轮》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正是我多年来要寻找的真师、真法。我止不住泪流满面，望着要救度我的师父的法像，心又激动又高兴。

我开始了真正的修炼，把原来的东西烧得一干二净，认清正邪，以法为师，和功友在一起修炼，从心里高兴。

1999年风云突变，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好的功法，还有人破坏。6月底的一天，突然各村干部同一时间分头去学员家收书，最少也要交一样东西，还要填表，写上不炼了。我村的支书拿着表格到我家，我不交东西丈夫不干，没有办法，我就给了支书一盘废了的炼功带，支书给我填了表。

支书走后，我想来想去，废了的炼功带也不能给他，上面有大法的东西。我就急忙去他家，对他说：“你给我填的表不算数，要自己填。”他找出来给了我，我就填上了：“坚持炼功，一修到底，做到‘真善忍’。”我向他说：“我要炼功，没有炼功带怎么炼，我要要回我的炼功带。”他把炼功带给了我，大发脾气：“我这就要去镇上交，这一下子你叫我怎么交代。”我拿着炼功带就走了。

这次收书，有的学员把书交上了，经过交流知道交上书不对，没有书怎么修炼，不能听他们的。这一天我们七个人就去了镇政府要书。那里有几个干部保管。我们就向他们证实大法，举了很多例子和自身的体会，后来去了一个王书记，这个人很恶，恶狠狠的把我们骂了一顿，骂我们是反革命，还拘留了我们，一直等着各村的干部到了才放人。

那个时候，功友也经常在一起交流怎样来保护大法，不能叫坏人破坏。99年7月14日，有几个村的学员在一起交流和看师父讲法录像，突然一同修告诉有人攻击大法。听说后，大家都前去参加了这次几千人上访护法。

参加7.14市政府上访的学员都挨了打，还有去北京查回来的都挨了打，我也被他们打了一顿，胳膊两侧被打黑了，有的学员被打得很厉害。拘留的那几天，恶人晚上不让我们睡觉，不是看电视就是念报纸，还要我们长时间的坐在地上，两腿伸直，两臂抬直，有一个青年是个打手，拿着胶皮棍在学员跟前走来走去，点点这个，指指那个，谁不听就挨打。那个时候，我心里很不平，只是想：“你们无论如何动不了我的心。”

7.20这天，村干部领着镇上的干部五、六个人到我家来，说是来看着我。当时我感觉很可笑：你们来看着我干什么，我又没做坏事。我从小就知道行好、行善，现在修炼了法轮功，我才知道做好人还有一个标准，就是“真善忍”。我就向他们洪法。他们只是说，你去不了北京，再一天就知道了。他们白黑看守了我两天，不让我出门，我要给老母亲送饭也跟着我。有一个干部向我说：“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镇上的书记说了话了，今天是我值班，你如果去了北京，我就没有饭碗了，工资就不给了。”

7月22日这天，全体学员都被集合到镇政府，从那开始，镇政府经常叫学员去开会，叫办学习班，干部经常向学员大发脾气镇压，要大家都写保证书，我也逼得没办法，只写了个不练了，用“练”字糊弄他。后来已上网声明全部作废。

一次，各村分组讲座，片长和村干部都跟着，来了一个记者采访我，想要我诽谤法轮功，麦克风抬在我嘴上，我就说：“我以前有病，炼了这个功全好了。我80多岁的老母亲学了这个功身上的病全好了。”说到这里，片长大怒：“住口，谁叫你说好。”后来我才知道要录我的像上电视、上报纸。

那个时候，我们村的学员都被干部暗暗监视，每人看一个，我是被村会计监视。如果去了北京，他们就受处分。那个时候，我一心想去北京证实大法，看着很多同修不断的去北京，我很着急，只因老母亲无人照顾，后来我就经常告诉母亲，大法受到江泽民镇压，这么好的大法不能叫坏人破坏，就应该去证实法，我去证实法你在家就吃点苦也是好事，你也修炼的人，也应该吃点苦，说的母亲同意了，还支持我去。

2000年6月5日，我们四个学员步行前去北京，她们3人家住潍坊市里，这是第2次去北京，上次坐车，这次步行。我们走在路上也吃了很多苦。那位于大姐60多岁，体重150多斤，走在最前面，两脚水泡从没说过疼。小高是大学生，在单位里是位干部，出入有专车，这次两脚走的起了水泡，从不叫苦。小胥身轻如飞，买饭、打水、找住宿、寻路她走在最前面，还帮着别人拿着东西。我的两脚也有水泡，腿也感觉很疼，走一段路就落在后边，小胥就等我走上去，拉着我的手一块走，和我交流鼓励我。

她们3人心性很高。走在路上、饭店、住宿，有人问，她们就照实话告诉人们大法的真象。但是我还抱着一种怕心，老是害怕说了实话再有人举报，走不到北京。步行在第10天上，走到一个饭店，那个口善心非的饭店老板偷偷的给公安局打了电话，举报了我们。我现在悟到，因为我有怕心邪恶钻了空子，如果4个人的心都很纯净，就不会有人举报。公安车把我们拉到公安局，单个问，去北京上访干什么，我们都说的一样：“去北京替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法轮功不是邪的，是正的，祛病健身，修炼‘真善忍’。”我们又向他们讲清真象，证实大法。后来我们被拉到拘留所，在那里拘留了三天，里面有些大法弟子暗暗送经文给我们看，她们每天都学法炼功，炼功时，犯人还主动的给她们监视着警察，因为那些犯人已经明白了大法真象，有的犯人还学着炼功，背经文，想释放后回家炼。

三天后，来车把我们拉到镇政府，那些干部把我们围起来，问了问是去北京上访的，就开始打，不多时就把我打的晕了过去，又给我泼上凉水，隐隐约约听着那个头头说：“你们村里不要你了，打电话都打不通了，赶快把她丢在井里算了。”一直等到村干部和家人到了，才把我扶了起来。我坐在连椅不能动，一动就晕过去，女儿扶我出来门口几步我就一下晕了过去，在草地上躺了有一个小时。第二天干部看我身体不行，用车把我送到了医院。

我在住院期间，镇政府开大会，书记褚永生还叫人从医院把我抬去示众，我村的治保主任说我已经挂上吊瓶了，不能来，这才完事。

住院到第七天，家人把我接回家。第二天，褚永生知道了，把我叫到镇上，向我大发脾气，要拘留我15天，又要我干活，还要我拿20000元，我就是一句话：“我没有钱。”邻村那个负责迫害法轮功的干部陈永华叫我拿6000元钱。后来我村的治保主任请了客，褚才同意叫我拿2000元。

从此迫害越来越重，我经常被逼到镇政府开会，逼写保证、找保人……邪恶头头还命令学员每天早晚两次向村干部回报，外出要当天回来，如果回不来必须先请假。这一天，我要去女儿家伺候月子，借此去了村长家，守着他的妻子给他俩讲清真象，政府这样对待我，对不对？他对我说：“村里都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炼着好就在家偷着炼，别去北京，你去北京俺受处分，你得给俺当干部的留个面子。”

2000年10月一天，陈永华开车来抓我。这一天开始抓人，我是第一个被抓去的。一進去就看见李爱英被打，床腿粗的棍子被打成三半截，后来又去了一个姓杨的，都叫他杨部长，用脚一脚一脚踢她的脸，把她的两只眼睛全踢黑了。他们把她拖到另一间屋后，就开始打我，逼我趴在椅子上，用了根木板，从上到下的打，最后打我的踝骨、脚，打得骨头好像裂了，把我的头发揪下一把。拖走我，接着就打老陈，老陈和李爱英是头一天去北京上访拉回来的。叫老陈坐在地上，把腿放在连椅上，用那根木板不住的打他腿上的踝骨，打得他直叫。这个褚永生很恶，打人很厉害，这时陆续的進来几个学员，他们看我脸色发黄，扶我去厕所，刚走两步我就晕了过去。

被抓来的学员都拘留了，每天有人被打。有一天，连续打了9个人，都打得躺在地上，有的学员被连打好几次，有的打得晕过去，泼上凉水，醒来再打，高继升背铐着手被打得厉害，他老婆被打得晕过去多时不醒，被送去医院。那一天玄成喜被活活打死。

这次我被拘留了20天。临走时要交600元，我丈夫拿着500元钱，陈不让，硬逼迫我写保证，要写上如果再去北京就交10万元。

回家后，陈永华经常去我家骚扰，要我去洗脑班，逼得我躲来躲去。2001年2月，陈永华又开车来我家，要拉我去洗脑班，我坚决不去，我的丈夫胆小，也帮着他拉我去。到了洗脑班，看见有几个学员都邪悟了，当了帮教，为610办事，破坏大法，不敬师父。我心里很难过，止不住落泪。

第二天，陈永华开着车还拉着几个打手到我家来，说我不转化，要把我拉到镇上拘留20天，我说80岁的老母亲病了，我不能走。昨天晚上我母亲确实病了，连拉带吐。我告诉丈夫陈这一夥，硬要拉我去镇政府，我丈夫也急忙阻拦，说我不能去，如果去了我娘无人照顾。这样，陈就命令我丈夫在家看守我20天，不让我出门，出入挂锁。

在我一次次受到迫害中，我丈夫的心灵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江泽民谎言的宣传中，他受到了严重的毒害，他胆小、固执，为了家庭少受损失，始终顺从邪恶。但是，在这些年来，在我身体的变化上，在我的正念正行中，他也感受到了大法是正的，他心中已明白真象。

江泽民镇压大法，蒙骗了广大老百姓，我们要抓紧时间，向世人讲清真象，救度他们，这是自己的重大任务，做好目前要做的三件事情，做到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达到一个修炼人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