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的劳动量是超负荷的，包筷子，折纸等。完不成任务不让睡觉，经常干到后半夜。早晨六点起床，上厕所、洗漱一共给三分钟，接点水一边洗脸一边大小便，有时刚便一半时间就到了，稍微晚一点班长就连踢带打，有一天我慢了一点，由于十冬腊月手被冻得不好使了，裤子也提不上，就被踢了好几脚，还挨了两个大耳光。高度的精神压力，使人感到窒息。

有的学员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裤子和袜子一次都没让洗，好多人身上都生了虱子。有时经常还给法轮功学员吃些不明药物，学员不吃，两个班长就一起上来，一个就拽住头、捏鼻子。另一个就往嘴里塞。北京一名叫余素芹的学员，脸被抓破了，牙也扳活动了，有一次差点被灌的背过气去。声声的惨叫，声声的谩骂混在一起，所有去过调遣处的人都认为那里就是人间地狱。

记得和我一起到调遣处的有四名山东的法轮功学员，其中有个叫李秀芬的，40多岁，和我同时分到了十一班。另一位不知道姓名，她腿有点拐，走路慢，就排在队伍的最后边，每次上厕所都得挨无数的踢，这样身心的摧残和高度的紧张，致使她到调遣处第六天的时候，一次上厕所被踢得大小便失禁，送去医院后，她再也没有站起来，2002年2月春节前就死了。当时把李秀芬叫去作假证，说那个学员在家里就有病，不说就加期半年，被她严词拒绝。当我期满一年回家时，李秀芬还在大兴新安劳教所被迫害。

2001年12月7日，我从调遣处被送到大兴新安劳教所，当天晚上就被逼着写“三书”。不让睡觉，在楼道里罚站，两个人包夹一个，采取拍脑门、背飞机（就是靠在墙上，头扎地，两只手倒背），坚持不住就挨踢打，往脖子里灌凉水就这样被折磨了一夜。

12月 8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全班十四个人，就有十三个人一起动手打我，领头的是犹大闫荣春和耿淑芬（她俩身高1.65米以上，因为打人最狠，骂人最凶被提前释放）。她们揪我的头发，拽耳朵，胳膊腿都被她们死死的拽住，有的踢，有的打嘴巴。她们把门关上，恶警说：“无论你们用什么办法都行，今晚必须把‘三书’写完，不然你们谁也别想睡觉。”她们骂我自私，边打边说：“你不是要德吗？我给你。”当时把我打得实在承受不住了，就想从三楼跳下去。当我往窗户那儿走的时候，忽然想起师尊的教诲：“自杀是有罪的。”（《在悉尼讲法》）这时我一下清醒了，我想我不能死，我要活着出去，把这里的事实告诉我的家人，告诉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知道北京大兴新安劳教所的邪恶。

今天，我把这一切写出来，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世人，中央电视台所说的“劳教所的春风化雨”背后藏着的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