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突然开始在中国镇压法轮功。这显然是错的。镇压数月后，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大法的“正”与“好”告诉政府及世人。于是，我将自己及亲友身心受益情况和捐资学生的事迹写成长信，寄给了当时报导我捐资的地级报社及省级大报，并怀揣长信去了北京。我将长信复印分别寄给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央电视台及全国人大、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等机构，最后，我手拿信件来到了国家信访局。听说是为法轮功上访，工作人员根本不接上访信，接待我的换成了警察。他们强行搜了我的身及行李，填表后就通知户口所在省驻京办的人将我接走。

而后，地方县的公安政保大队将我劫回县城。我把自己的上访信交给办案人员并详加说明。可是，政保却把我的正常上访变为“扰乱社会秩序”，从而非法将我“刑事拘留”。半个多月后，政保以“取保候审”之说向家人勒索了2000元保证金，后放人。

2000年国庆节前，我及其他教育单位功友被县教育局强制集中到指定地方“学习”，实为洗脑。半个多月后，每人被迫交了上1000元食宿费及2000元的保证金（教育局主管领导以个人名义写的手条，没有公章）。当时没有现金的由原单位代付，然后从每月的工资扣除，我就是如此。尔后长达数月，深受领导、学生、家长欢迎的我发工资时却只有白签字的份。

2001年暑期7月20日前，我及其他教育单位功友又一次被强制集中到了县教育局。大概3天后，却又莫名其妙的要求交600元，这次连收条都没有。

2001年国庆前夕深夜，县政保及乡派出所恶警突然闯到我单位，强入我宿舍。一進屋，恶警们就用电筒到处乱找乱翻（我随身带的大法书被发现并没收）。“嘿！有存折。”一恶警喜出望外。细一看，“有二千五”，恶警报告同事。再仔细看最后的记录，“哦，只有十元了。”恶警似乎很失望，将存折随手扔到了搅糟了的床上（存折是为保管学生暑假交的补课费而开设，开学后交还学校了）。紧接着，恶警找我要停在室外的摩托车钥匙，我说“不知道”。于是，恶警猫腰床底、墙脚找了好一阵，终于找到了。恶警们全然不顾其他师生正在睡觉，将摩托车发动开走，没说明扣车原因，也没留下任何“财产扣押单”之类的法律文书。中国宪法规定“公民的私人财产不容侵犯”，他们竟如此粗暴的践踏宪法。

独自卧床休息的我这次又莫名的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遭绑架，恶警们把我劫到政保大队，一整晚不让我睡觉，强迫面壁站着，第二天早上也不给我早餐，后把我送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十五天。出来后，我走路回单位上班，路过一马路边的鱼塘时，发现自己的摩托车停在那里，有两人坐在鱼塘边钓鱼。当时为上午正常上班时间，派出所警察竟骑着抢劫来的摩托车去钓鱼，真是无法无天。我将这事说给单位同事听，同事个个说“这简直就是土匪”。过了几天，派出所到单位说下午可以给我摩托车钥匙，但要我去帮他们写学习所谓“三个代表”的体会，其实就是伪造，说是上级要检查。他们搬出一堆人民日报，让我从中东拼西凑了十多份（身为大法学员，我明白自己在怕心下参与他们这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实在不应该），随后，将钥匙及车还给了我。

2002年春节后，我跟单位领导打好招呼就出外打工了。没多久，单位领导利用我对他的信任，来到我的打工地，将我骗上了单位接我回去“交差”的专车。我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没必要跟他们回去，于是中途停车休息时自个往回走了。他们自然不肯罢休，说什么“否则自己会下岗”，便又派了两个派出所恶警来一同找我。由于自己没把握好，他们找到我并将我劫回了县城，并又以“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其实都是他们在“扰乱社会秩序”）将我非法关押。派出所恶警通过单位领导向我勒索，开始说要20000元，后来说10000元，再后来说不能低于8000元。这跟“黑社会”绑票没什么两样！狱外的好友希望我能早些出来，于是帮我凑齐8000元，交给了派出所恶警。当我要“收据”时，恶警说“我们做事你放心，肯定会给你的”，可是，后来恶警们连手写的收条都没有给我。

我因修炼“真善忍”而心生善念捐资学生，却也因不放弃“真善忍”而屡遭迫害，这是中国社会的悲哀。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我强烈呼吁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都来了解法轮功真象，帮助制止这场在中国仍在发生的迫害，将所有的参与迫害者绳之以法，伸张世间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