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师父是大法使我获得新生

我是一名61岁的女弟子，大专文化，曾在某单位任副职，2000年退休。1997年8月喜得大法。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如：13岁开始眼睛严重散光，头痛失眠，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脑神经衰弱症、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颈椎增生、腰间盘突出。常年吃药，打针再加上针灸。因腰间盘突出再次住院治疗。后来又求助于气功，先后学过两种气功，但病都没治好，还是离不开药。因多种疾病缠身，13岁时曾产生轻生念头，喝了毒药，在母亲的护理下又生存了下来。疾病使得我脾气急躁，精神失控，常常和丈夫生气，有时又哭又闹，对自己的儿子、女儿也没有好耐性。常常是严肃有余，弄得家庭也很紧张。

1997年6月份，妹妹借到了一本《转法轮》书，她看完后，我又借过来，一气呵成，看完了这本书，心想：“莫非这就是一本天书，这就是我要找的……”8月份的一天，由一名老学员引导，我终于找到了炼功点，每天晚上7-9点听师父的讲法录像。老学员都坐在坐垫上听法，有的还盘着腿，我因腰间盘突出刚出院不久，坐低处起不来，于是我跪在地上，一只手按着地，还要侧着身子，两侧来回换位。也许是缘份吧，就这样我听完了师父的讲法，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

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渐渐改掉了脾气急躁、爱埋怨、指责人的毛病，使我争强好胜的名利心也渐渐淡化了，事事找自己，很快使自己感到一身轻松，人也精神起来了。什么脑神经衰弱、眼睛散光、风湿病、腰间盘突出都好了。还有一些其它病症，也在一年内一扫而光。如：慢性咽炎、乳腺增生、附件炎、泌尿系感染、手心脚心干热、大便干燥等症状全消失了。免费学的功，一片药没吃，一分药费开支没有，大法使我心灵得到净化，身体获得健康，人们都说我越活越年轻了。从此，我成了全新的一个人。是师父是大法使我获得了新生，使我对师父对大法更加坚信和坚定。我晚上学法，早起炼功，白天上班，班后搞家务。工作上了新台阶，主管的工会的工作，由出席河北省的先進单位，到98年为出席“全国模范职工之家”。个人也被评为出席市级劳动模范。家庭有了新变化。卫生环境越来越好，家团结和睦得以体现。大法改变了我，改变了家庭环境，也改進了工作。我内心无以言表对大慈大悲的师父苦心救度的感激之情。

二、信师、信法，在危难中一直有惊无险

1999年7月20日以后，我市公安局开会布置，对法轮功学员逐单位摸底登记，我单位保卫科的同志找我汇报上级会议精神，（因为当时单位一把手没在家），我心想，上边要找事了，不能把本单位的大法学员都暴露出去。于是我说：“这个底你不要摸了，我最清楚，我告诉你，咱们单位就我一个人炼法轮功，你把我报上去，你就完成任务了。”他吃惊的说：“报你可不行啊，上级要找麻烦的”。我说：“谁找你，你就让他直接找我，我去面对他”。就这样，我被纳入了“黑名单”，并把我当成了法轮功的骨干和重点人物。

99年10月的一天晚上，叫我到“610”苗××的办公室问我写检查了没有，我说“没写”，他说“为什么不写检查？”；我说：“没犯过错误就不写检查。”他说：“你炼法轮功还不犯错误吗？”我说：“炼法轮功是国家允许炼的，从1992年到现在已经七年多了，国家还给法轮功，边缘科学進步奖、明星功派、最受欢迎的气功师等好几项大奖呢，中央领导家属都学法轮功，这犯什么错误呢？”他说：“你在我这里这么说话可以，到外边可不要这样说话，中央有通知已经禁止炼法轮功了。”我说：“既然领导找到我就得说实话。”他说：“检查你没写就先这样吧（因为我只写了一个修炼法轮功的经过），过两天要召开全市批判法轮功大会，写个批判稿，在大会上带头发发言吧！”我说：“这么多人炼功，为什么要找我呢？”他说：“你是党员干部就得你写，就得你批，你就是重点人。你什么也不要说了，回去好好写写吧！”由于当时学法不深，人心太重，加上这突如其来的政府镇压、电视铺天盖地的诬陷宣传，我当时压力很大，有些茫然了。

第二天上午，我坐在办公室陷入了沉思：李老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学的大法究竟是正法还是“×教”？4.25万人上访是合法的还是扰乱社会秩序？我想了好久好久，内心有了结论：李老师是我最尊敬、最信服的人，大法教人向善，修真善忍没有错。4.25万人上访符合宪法规定。只是中央电视台昼夜播放有什么国外势力，有什么坏人利用……等歪理邪说，也使得我有点不知所措。于是我做出了选择，批判会坚决不去，我是个身心受益者，绝不能违心的去污蔑师父、去诽谤大法，更不能让“610”利用我去破坏大法弟子的整体稳定。

决心已定，但是人的狡猾的一面也上来了，心想：批判会可以请假不参加，但批判稿不写恐怕过不了关。于是我拿起笔写了批判稿，写什么呢？一不承认是×教，二不同意骂师父，三不承认上访不对。写修炼过程吗？写总结吗？我语无伦次的写了十六开纸一篇，中午拿回了家。因为想求得丈夫的配合，我和丈夫说了自己的打算。一不参加批判会，二从即日起不上班，腰扭了请假休息，需要你给我请假。丈夫替我交了批判稿并请了假，请假的当天晚上，苗××又找我单位一把手开会，确保发言人不得缺席，在会上单位领导就往我家打电话找我说：“市领导态度很严肃，你必须参加大会发言，不准缺席，腰扭了也得去，车接车送也得去。”我在电话里也很严肃的回答：“我坚决不去，处分我也不去。”就这一念，师父保护了我，他们没再找我，不了了之了，休息了三天我又上班去了，和没发生什么事一样。

2000年12月26日上午，市里召开所谓宣判处理法轮功人员大会，我们被列入黑名单的法轮功学员都参加了大会，会后单位通知我下午去市委参加座谈会，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决定不配合他们，我又请假说头痛下午开不了会。结果会议只缺我一个人，派工作人员鲍××等人开车专门来家找我：“说会议重要，由市委李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亲自主持会议，不准缺席，就等你一个人了。”还说，“今天参加会议的全部解脱，以后就不挨找了，不参加会议的就吃亏了。”我说：“我不管吃亏还是占便宜，还是麻烦你给我请个假吧，我头痛，需要休息。”工作人员说：“那不批假怎么办？”我说：“你不给我请假是你的事，他不批假是他的事，如果不批再来找我。”就这样，第二天，我又照常上班了。事后听说参加会议的几名大法弟子都被迫表了态或做了口头保证。

2001年1月份，一位老年弟子因有人举报，被城关分局非法提审，开始她什么也不说。恶警说：“不交待出人来不放你回家。”结果真的没让回家。第二天在高压下这位老年弟子交待了我。当天被放回了家。该弟子回家后，想起交待出的同修会同样受到非法绑架或提审，于是立即派儿子通知了我，说明了情况，让我做好准备。我心想：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也不怕。我镇静的对他说：“只要你妈回来了，就好了，我没事儿，我无所谓。”我丈夫（不修炼）也随口说：“只要你妈回来就行了，你大姨（指我）没事儿，她无所谓。”第二天，老年弟子又派她丈夫来我家看看我是否被抓走了。我说：“大哥你放心吧，让我嫂子也放心吧！我没事。”就这样，谁也没来找我，真的什么事也没有。

2001年5月12日下午我们三个同修一起串村发放真象资料，发完后顺便我和群众到山上采了些野菜回家了。有人举报我组织法轮功学员到山上开会，明天去北京。刚到家一会儿，市委办公室来电话通知我丈夫晚6点到市委，市委副书记谈话。丈夫临走说，一定是你炼功的事，做好准备吧。丈夫刚走我家的大门被“610”敲响了，儿媳妇正在院子里，随手给开了门，我在里屋隔着玻璃见有四个人進来了我迅速走進洗漱间，去想主意，我该怎么办：开始有些紧张，心想：今天它们要绑架我去拘留所了吗？转念又一想，不对！我是主佛的弟子啊！师父说：“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去掉最后的执著》）人学大法快四年了不能白学呀。我要用法中修出来的智慧去面对他们。想到这里，“刷”的一下，头脑格外清醒，全身轻松什么“怕”、“紧张”早已无影无踪了。

这时我儿子早已把“610”的四个人让到客厅等候。我马上用冷水洗脸洗头发，洗完后我开门走出来，大大方方的坐在他们的对面。一场正与邪的较量开始了。师父、大法给了我智慧。我先开了口，各位第一次来我家，我先认识一下你们，我逐个问了是哪个单位，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他们互相做了介绍：城关镇政府的王书记，公安局政保科的张科长，“610”办公室的曹主任，还有……公安局的张××指着我儿子说：“你回避一下，我们和你妈谈点事。”我说：“儿子不要动就在那坐着，不要回避，你妈一不犯错误，二不犯法，也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更没有对不起儿子的事。你就在这呆着。看着他们几位要干什么，听着他们几位要说什么，如果他们不讲理、违法，妈要写个东西交给你，以后你找他算帐。”

公安局张××接着说：“今天找你没别的事，想让你谈谈对法轮功的认识。”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马上反问到，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他们几个互相对视了一下，都说不知道。我说：“我告诉你们，今天是星期六，全国职工的休息日，你们班上不休息，下班还要加班加点到我家现场办公，到底有什么来意？请你们交待清楚，咱们再谈话好不好？”他们几个人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足有十分钟没有说话。公安局张××开始转话题了，不再问对法轮功的认识，转问：“这几天都搞点什么活动啊？”我马上意识到，我上山的事有人举报了。我说：“这两天上山挖野菜采槐树花。我不认为和群众一起上山去挖野菜就算搞什么活动，触犯什么法律，我也不认为走在街上和谁说几句话，就算搞什么活动或犯什么错误。如果你们有怀疑请你们找上山的群众去调查了解。XX党办案不是讲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吗？你们调查好了，证明我有问题再来找我，如果找不到问题，你们就不要再随便干扰我的家庭生活。现在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你们不要听风是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

公安局张××不再问这两天的活动了，转问：“你会电脑吗？”我心里明白，大街小巷发了不少传单贴了不少不干胶标语，无非是想查找一下。于是我说：“我刚从岗位上退下来几个月，原来单位条件不好，办公室没配电脑现在还不会，以后我会学的。“张××又转话题说：“我们看看你的卧室可以吗？”我说：“不可以。”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你有什么权利搜查我的卧室？再说干工作要按工作程序办事，你们执法要按法律程序办事，请你们出示一下手续。”于是他们说：“手续今天没开请你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是执行任务的……”我说：“执行什么任务不能盲目执行，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心里应该明白。他们再三要我配合时，我严肃的说：“我坚决不配合，因为我学了大法光干好事，不干坏事，谁干坏事谁负责，谁犯法谁负责。”他们几个低声商量一下说等我丈夫回来再说。不再问什么了。

于是我抓住这个机会，我说：“我跟你们几位说说我为什么要学法轮功。一为当一个高境界的好人，二为身体健康，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我学了以后，在单位、在家里、在社会上我都是在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镇书记边点头边说：“看来你比我们懂得多呀！”这时，我丈夫从市委（谈话）回来了。我抢先说了一句：“他们想搜查楼下儿媳妇的房间，我不让。”丈夫说：“他们是执行任务的，你不让看，他们回去不好交差。”我说：“坚决不让，谁想犯错误，谁想犯法，谁要负责任。”因丈夫（局级干部）有怕心想应付他们，就说：“你们谁想看，那就我负责吧！”结果四个人，三个人都不动了。只有“610”的曹××站了起来，到卧室转一圈，什么东西也没翻，就出来了。

我丈夫开始传达市委副书记李××的谈话精神，说市常委决定，要我去“洗脑班”学习。我说：“我已经跟他们几位说了，我学了大法以后，在各种环境都在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我还往哪转化呀？我不需要！”没办法，只好把我家人和“610”的人分成两组進行讨论。我丈夫因下级服从上级的观念过重，加上迫于压力，在讨论时，我丈夫拍着桌子指着我说：“去转化学校，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是党员干部，连市委书记的话都不听，连常委的意见都不执行！”我儿子也有些害怕了说：“妈，看来不去不行了，那你就去几天吧，李书记都说了，去几天负责把你接回来吗。”

只有修炼的人心里明白，这都是骗术，让你“转化”，让你掉下来，才是邪恶的目的所在。于是我冷静严肃而又坚定的说：“你们爷俩知道什么是‘转化学校’吗？那不是真正受教育的地方，那里是咱们市的第三监狱！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那是火坑啊！你们爷俩想往火坑推我吗？我不跳！我坚决不去！别说李书记说了，就是江××说了我也不去！”这么一说父子俩也明白过来。我丈夫说：“那你要不去，你就别呆着了，你出去吧！”我走出大门，去亲属家了。丈夫对“610”人员说：“这工作我做不了，她坚决不去，人也逼走了，你们回去吧！”晚9点45分“610”几个人灰溜溜的走了。在我家整整呆了3个小时45分。当时我想：大法最正，修“真、善、忍”没有错。我也不想走流离失所的路，于是我10点钟就回家了。

接下来，就是“610”不分昼夜的往家打电话骚扰。并叫我丈夫每天去“610”汇报我的情况。这一夜我没有休息。背法、炼静功（当时还没发正念），站在法上想下一步的战略。我想，一定按师父说的去做，在任何情况下，不配合邪恶的命令和指使。绝不能让邪恶牵着鼻子走。既然“610”找到我头上了，就该我证实大法了，该我讲真象了。于是我当夜起草了给“610”的公开信，第二天整理完稿。把“610”无理骚扰我家，抄家，强制我去“转化学校”都揭露出来，把我学法受益做好人的事实都写出来。最后注明“610”办公室阅后转交李书记阅。这封信，我给丈夫看了，也给单位的一把手看了，丈夫说：“这封信不符合‘610’的口味”。单位领导说：“信写的可以，都是实情。”我见单位领导明白的一面，善心出来了，我抓住时机進一步向他讲真象，并表明了态度。我是永远不会给“610”写保证书的。希望他能理解和支持。他点头默许了。当把公开信交给“610”之后，第四天给了回话，说没让她写这个……但是这件事又不了了之了。

三、坚定信心讲真象救度众生

我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没有象有的同修那样在集市、车厢、饭店、会场、课堂上等人群众多处堂堂正正讲述大法的真象，和精進的同修比，按照大法的要求，我经常因自己为众生做得太少而感到愧疚。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心，我从不气馁，更不放弃，发自内心的希望自己能和大家一样大量的帮助世人了解真象。实践中的锻炼，坚信自己能把讲真象的事情做得越来越好。

我不敢在大庭广众下洪法、讲真象，但我可以在街上来往的行人中找机会送给其真象资料或送给他（她）祝福卡或护身符；我可以到商店、停车场、大街小巷去散发真象或贴标语；我做不到每次几十人、上百人的讲，就一个人一个人地讲，后来二三个，三五个、七八个的讲。开始不善于和陌生人讲真象，就先和亲戚、家人、熟人讲。把所有的亲戚朋友，不管是天津、北京等城市的还是边远农村的，都走访过来，先后讲了有200余人。

为避免家人的不太理解，也曾运用常人的办法多争取一些自己独立做事后时间和空间。比如：我2000年退休的参加了老年大学活动，开始参加一个舞蹈班，每周一、三、五参加三次活动，每次2个小时。后来我又参加了歌唱班，每周二、四参加两次活动。这样每周都有自己独立活动的五次时间，星期六、日再做自行安排。舞蹈歌唱不是目地，也不是为锻炼，在其中发正念，广交朋友讲真象。在来回的路上发正念，发真象资料这才是自己的本份和使命。在老年大学里我结识了几位同修，我们协调一致，成为新的一体，平时注意各种场合发正念，讲真象。

2002年春节联欢会上，曲艺组曾有四人演出三句半，诬蔑大法的节目，当场，我们不约而同的发出了正念，事隔不到半年，三句半中那个说最后半句的（说的最狠的）女演员骑自行车在马路上，前后行驶的两辆汽车把她挤在中间，当场暴死。新闻迅速传开，明理人都知道是诬蔑大法遭了报应。老年大学的一位业余女创编作者，曾给舞蹈协会主席总结出席省的先進事迹，完稿后让我们两名同修看看，我和玲姐看后，明确指出了一些排斥法轮功的话。给其讲明真象，她表示同意删除。明白了真象，并得了法。在去老年大学来回的路上，路过镇政府、公安大楼、市委、市政府和广播电视局等处时，我们都默念正法口诀发出强大正念，从不错过机会。当我们参加业余秧歌活动或打腰鼓时，我们都踩着鼓点发正念。每当老年节、春运会、秋运会、教师节、春节等开幕式或庆祝大会上我们都要在台下发正念。

几年来，在大会上市委五套班子领导讲话从来没讲过诬蔑大法的话。而好多协会主席、协会成员各班的教师都明白了真象。有些人还得了法。比如：舞蹈班的原3位教师，都明白了真象，而且有两人已经得法。

（首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