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师人格中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说真话，要诚信。教育家陶行知说教育要“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好人。”可见，说真话是教师最基本最本质的师德。换句话说，教师应该是重压下仍敢讲真话，“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良心知识分子。

巴金老人说过，讲真话是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但讲真话的教师在当今中国教育界的处境如何呢？贵州省六盘水市有三位女教师，因为讲真话，先后被赶下讲台，还被强制送入法制学习班学习（实为洗脑班），她们被强迫要求写三书（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对讲真话的悔过书、揭批法轮功“罪行”的揭批书）。

在教学工作中，这三位教师都尽职尽责，教学效果都较好，深得学生尊敬。为何却被赶下讲台呢？仅仅因为她们认为真、善、忍，法轮功好，因为她们的思想不符合个别权威的思想，因为她们的教育思想中有追求思想自由的种子。

王老师在讲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她含泪讲了说真话的张志新的遭遇。告诉同学们因思想而获罪的事今天还在发生。王老师告诉同学们：任何一个学生都有质疑权威（包括老师）的权利，学生不能随便放弃自己的这种权利。对人对事的评价要实事求是，不能盲从别人，而应自己分析思考得出结论。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只有看过法轮功的书，或自己炼过法轮功或接触过法轮功的人了解后才有资格评判。讲完课，王老师在黑板上抄了一首诗《重量》：“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枰上，让所有的人，都失去了重量。”王老师最后问同学们：如果需要在生命的天枰上放上头颅时，大家愿意吗？

这，就是王老师的最后一节课。从那时至今日，她还没能返回她已耕耘了十年的讲坛。

再来看看其他老师的课，化学老师讲什么“铜分子变金的歪理学说”；语文老师在讲什么“×××与希特勒齐名”；历史老师在讲什么“××同当年太平天国有相似之处”；政治老师更是轮番轰炸说什么“歪理邪说”，什么违背生产力发展呀，什么违背“物质决定意识”等等。好像他们都深受法轮功的毒害，心中充满对法轮功的仇恨。但他们当中有谁读过法轮功的书籍呢？没有！他们有的是电视中的“精彩片断”，有的是向学生宣扬法轮功如何如何的政治任务。当然也有个别老师为了饭碗，不得不违心的在课堂上讲着自己都不相信的“邪教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仅仅是个教书工具”。这样的“工具”将为民族培养什么工具呢？

不难看出，在面对“法轮功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上，教师作为“解惑”之人，逃避是不行的，因为“上面”有任务，课本中有内容，学生有质疑。教师必须作出解答，不论你怎么解答，结果是可以预测的：说法轮功好的老师被认为不安全，也许将丢掉教师资格，甚至开除公职，也许会被投入劳教所，能不能活着出来也不一定。说法轮功邪的教师正在稳坐“为人师椅”。不置可否、保持沉默的教师正在随大流享受着“教师”荣誉。

如果我们的讲台容不下第二种声音，如何培养学生质疑、创新的精神？如果我们的教师都是说着谎话传播谎言的人，那么五千年文化的精髓何在？如果我们的教育失去了质疑精神，中国大陆何时能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如果我们的教育“扫荡”了倡导实践思想自由的“异端们”，我们教育的源泉何在？如果我们的教育界都对“扫荡教育异端”保持沉默，如果文革中教师的不幸遭遇对今天的教师们已“淡淡随风”而去，那么，灾难正在悄悄降临。

写到这儿，我更加怀念蔡元培，怀念他在北大推行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但蔡老先生已作古。于是我又禁不住“崇洋媚外”起来，想起美国没给总统“铁饭碗”，但却给教师“铁饭碗”。从法律上、经济上保障学术自由，教师不会因为讲授不同的观点而失业。但中国的教师都出国不太可能。于是我不禁对还站在讲台上的教师们担心起来，今天某教师在课堂上对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就被扫下讲台，谁能保证明天某教师说句什么良心话不被扫下讲台呢？

当我再次走进六盘水市第一中学的校门，左边第一块黑板上大书“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做好人”，而右边试验楼的三楼图书室里正坐着被扫下讲台的王老师。这是六月高考的季节，不知陶行知先生此时进入市一中，他是抹去黑板上的“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做好人”，还是去图书室里看看王老师？

现实是，陶行知先生早死了，我怎样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