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得法经历

1999年5月，我病得不能上班（胆囊炎、胃炎等）。一天夜里，想起在公园里看到有很多人炼法轮功，自己也要去炼。当时还不知道大法能祛病。我躺在床上，突然感到身上的病痛在消失，随后，身体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舒松柔和的感受，十多年的疾病不翼而飞，从此我彻底摆脱了病魔，当时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流了很长时间的泪。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公园开始学习炼功动作。后来通过学法才知道，那天夜里是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我的病之所以祛的那样快，是因为我当时只想要修炼，而没有想通过炼功来治病。正象《转法轮》书中说的“无求而自得”。

我很快上了班。我的家人、亲属、朋友和同事都为我的康复而高兴。

二、走向天安门

转眼到了1999年的8月，单位领导多次找我，让我在市里发的“担保责任书”上签字，说如果我不签字，单位无法向市里交代。我最终动了人心签了字（只写了名字）。到了年底，通过几个月的不断学法，对大法的内涵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尤其看了师父的（《法轮佛法》（在新加坡法会上讲法））后，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自己是大法的受益者，应该站出来为大法说句真话，签字是严重的错误，如果不能站出来说句真话，自己感到不配再拿起《转法轮》，我要做一个纯正的大法修炼者。为此，1999年的年底我决定独自一人去北京为大法上访直言。临走前，我告诉了年迈的母亲我这次去北京的目地。

走進天安门，感到任何力量都无法动摇我对大法的信念。到了天安门前的金水桥边，跟一位巡警说我是炼法轮功的，受益了来上访，他说西边的几辆车中有接待的（其实并没有接待的，广场的周围几乎都是警车），我走向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车门口的人告诉我车里是他们的领导。我说：“我是吉林省的，炼法轮功前病得不能上班，炼功后病全好了，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好人，更好的工作，我的工作表现是我们省里本系统内很多人都知道的。政府不让炼功是错的。” 这位领导问了我的职业，并看了我兜里带的东西。我接着说：“我知道進京上访会有什么危险，可我受了益，知道这个法好，如果我不能向政府说句真话，我连做人都不配！……”，他静静的一直听着。最后他说：“你这个事我不管，你找别人去吧。”车门口的人也劝我：“政府不让练，回家去吧。”我又回到了天安门前的巡警处，我说“那个当官的不管，让我找你们”，巡警极不耐烦的撵我走，这时我觉得已经达到了证实法的目地。我意外的没有被抓，便想到了师父，心里不禁涌起一股热流。

2000年9月29日我再次去了北京。在住宿的地方认识了几位吉林和其它省市的同修。“十·一”的早晨我们去了天安门，看到广场上警察绑架了很多大法弟子，并有警车在清场，中间清了一大片空地。我们目睹了大法弟子高呼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被警车拉走。我和几位同修准备下午1点钟再来天安门请愿。到了中午，有两位同修在广场结识了山东省去的部分大法弟子，并决定联系更多的去北京的各地大法弟子，另定时间走出来证实法。但由于彼此都不认识，这一想法未能实现。

到了6日晚上我自己意识到既然不能大规模的去做，那我就自己再去天安门广场证实法，我决定8日上午去，另有11人知道后也跟我去了。这一次虽然人少，但没有一个是靠人多势众去的，我们成功的打出了约有5米长的横幅，再次喊出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心声，由于警察只顾夺横幅，周围的观众很多又很近，警察抢了横幅后只抓住一名大法弟子。我们11人安全返回。

这是我第一次与同修一起来证实大法。我也看到了自己心性上的差距，其实“十·一”那天回到住地，我悟到警察疏散人群后，我和其他大法弟子应该冲到警察清出的空地继续证实大法，不应该有这一波已结束的概念。走向天安门，是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珍惜大法、捍卫大法的真心流露。这段经历，使我去掉了很多人的东西，对大法的法理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三、去掉为我的私心　成为大法粒子

2001年前后，如果谁在公共场合一提起法轮功，我的心马上就跳，心想可千万不要污蔑大法啊。那一段时间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几乎每次出去发放真象材料前，都要提醒自己放下生死。后来通过学法才认识到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想的都是我应该为大法做什么，而没有把自己当成大法中的一个粒子考虑去应该怎么做。把自己摆放的位置不同，心态不同，做事的效果也不一样。

一次在商场，正赶上一个人跟柜台里的售货员说“我妻子练了法轮功后病没有好，把病给耽误了。”我脱口说出：“你说的不对，我原来有严重的胆囊炎好几种病，炼功后都好了。法轮功能治病，但不是专门用来治病的，必须按照‘真、善、忍’去做才能好病。”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女士接着说“我们家的一个邻居也是炼了法轮功把病炼好了。”那个污蔑大法的人听后灰溜溜的走了。

一次单位里的一个职工说：“练法轮功的自焚了，真可怕。”“练法轮功的被利用了，总闹事。”当时在场的有20来人。他的话音刚落，我就说：“我就是炼法轮功的，你看我自焚了吗？电视里播放的那都是为了镇压法轮功编造的。”然后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平和的跟大家一一说出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破绽：自焚者刘思影做完气管切开手术后仅四天就能正常说话；王進东大面积烧伤后，两腿夹着的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法轮功的书籍上写着，杀生是有罪的，自杀同样是有罪的，所以真炼法轮功的人是绝不会自焚的。我结合自己的炼功经历说明炼法轮功的人都受益了，就想说句真话，这能说是闹事吗？我又向大家说明1999年“4·25”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是由于天津警察无理抓了炼功的法轮功学员后又不肯放人，法轮功学员被迫集体到国家信访办上访，这也是《宪法》允许的。在场的人正面听到了大法学员的声音，感受到大法的纯正，明白了事实真象。

这样的经历有很多次。

修炼的路坎坎坷坷。2001年年末，我与其他两位同修一起做真象资料，在确定谁来上网点取下载资料的人选上出现分歧，当时是一位被公安通缉的大法弟子来取第一手资料，我提出应换一个没被通缉的人来做，以免暴露目标。而同修又一时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选，并认为我有怕心。结果只做了两个多月因电脑被监控停了下来。表面上是机器出了问题，实质是相互间的不够信任、又没在法上认真交流而被邪恶钻了空子。

随着正法進程的推進，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我在法中逐渐认识到自己讲真象做的还是不够主动，是因为没有想到更多的众生在等待着大法弟子去救度，其根源是一个“私”字。旧的宇宙是建立在为私的基础上的。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要修成无私的觉者，就要彻底从旧宇宙的“私”中走出来，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真正成为一个大法粒子。

進入2003年，我开始全面向亲属、朋友、同事及不认识的人面对面的讲真象。在单位里、社会活动中、出差的列车上和住宿地，我努力去把大法的美好和真象讲给他们。

一次，我觉得应该向单位负责法轮功问题的领导讲真象，救度他们。于是，我找到了单位主管法轮功问题的党办主任。我从他的近期身体状况切入，然后问他：“你看我现在身体怎么样？”，他说“你的气色很好，一看就精神头很足”。我说：“这几年大家都看到了我什么病都不得，就是因为我炼了法轮功。”我让他接着谈一下他现在对大法的看法。我针对他对大法的误解，讲了“天安门自焚”录像已在国外被一些专家進行了技术鉴定，揭示了录像的破绽，确定是一起伪案；说炼功死了1400人，也是编造的。事实上不是法轮功不让人吃药，而是很多人炼功后把病炼好了，根本不需要吃药了，我本人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又讲了 “4.25”法轮功学员上访的起因。江××制造一系列谎言，完全是为了迫害法轮功使用的手段。千万个大法修炼者修炼“真、善、忍”做好人，都在大法中受益，都有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坚信大法。而江××不顾客观事实，谁站出来讲真话就抓、就被判刑甚至虐杀，这既违背了中国宪法和法律，又践踏了世界人权宣言，因而江××在世界多个国家被起诉。

我一直怀着大法弟子的善心，真诚和他交谈，用事实来破除他对大法的误解。我并从古罗马的灭亡来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人应该有正念，不应该昧着良心做事，他很赞同。我们谈了2个多小时，最后他说“历史上任何东西都需要时间来检验，你该干啥就干啥，但要注意安全。”可以看出他对大法的认识有所转变。

我在本单位一直公开学法，一有机会就跟同事讲真象，我们本系统内也有很多人知道我是大法修炼者，我的一言一行他们都很在意，在名利面前我总是让给别人，不计个人得失。我突出的工作业绩、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大法弟子特有的真诚善良得到人们的一致敬佩。这是因为我修了大法才能做到的，是大法的美好光照人间。

我之所以一直没有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是因为我从明慧网中看到无数的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的惊天动地之举，感到自己做的不够。

写到这里，我再次想起明慧网2003年11月份刊载的同修写的《金佛》一文中的那个屠夫，他那一颗纯净的金子般的心，确实很珍贵，也是一个修炼者必须有的东西。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之心更要纯净，因为我们同化的是宇宙大法。

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通过相互交流使整体升华上来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共同珍惜师父给我们开创的未来，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众生的期盼，紧随师父，走好最后的正法修炼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