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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站着进来就站着出去──说说我所受到的迫害
文/大陆大法学员
【明慧网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七日】在劳教所,我被迫害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但我就抱着一念,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再干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情,我必须站着进来就站着出去。就这样坚持到我被释放。下面说说我所受到的一些迫害。

我1995年喜得大法,身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此前由于多年沉迷于争名夺利之中,沉迷于炒股票,以至于身体特别不好,腰椎盘突出,颈椎酸痛等等,时不时的让我烦恼,学了大法后,身体的这些状况都消失了,心情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1999年“7.20”以前,经常和同修一起学法炼功,互相切磋,去掉了很多不好的行为,深深体会到学大法的幸福。但由于当时没有紧迫感,浪费了许多宝贵时光。

就在我沉浸到修炼法轮功的喜悦时,由于江××以小人之心产生嫉妒心而出现了全国式的疯狂镇压,一时之间,仿佛天要塌了一样。在中国广播电视报纸等所有媒体齐上阵,口诛笔伐;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亲戚朋友等,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我也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我最知道法轮功,因为我就是实践者,我在炼着法轮功,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是最有说服力的,认真思考后,我想我得走出家门,去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象。

于是,1999年7月20日一早,我带着女儿坐公共汽车来到了国务院信访局,想亲口告诉他们我炼法轮功的经历,让他们了解炼法轮功的我内心真实感受。可是,还未到信访门前,就看到有许多的人,我也不知道都是什么人,反正一到那儿什么也不让我说,就让我上车。在连拉带拽的过程中,我看到警察拽着人就往车上扔,有的年青的小伙子还被警察打。

同年12月25日,听说26日法庭要对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几名学员进行审判,我就想去旁听,看看今日的法官们是如何依法执法的。26日凌晨,我带着身份证,带着女儿来到了高级人民法院,可到那一看,到处都是人,有许多大法弟子,更有数不清的警察,法院根本就不许我们炼功人旁听,根本就不许我进去,并且二话不说,把我们许多炼功的人都劫持到了丰台公安分局。当天晚上,他们打电话让我家人把女儿接走了,但非法把我关起来了。

当晚在那里,我们都打坐炼功,什么也没有想,只是想求个公道。第二天一早不法警察又把我们都关进了小号。下午,警察把我们十几个人押送到车上,说是要送到拘留所。在车上,有个同修说:要是也给我判了刑怎么办,我还要考研究生呢。有同修说,我们家还指望我挣钱呢,我如被关了,孩子咋办?!如何如何等等。此时,我才感到整个问题的严重,感到修炼的严肃性,感到做个修炼人的难。于是我说:既来之则安之,大家既然已经都想出来证实大法,那就要达到我们的目地才对。车开到拘留所的院子里,一个警察下车去了二十分钟后回来了,又让司机把车开回去,说是手续不齐全他们不收,结果当天就无条件将我们释放了。从这次的经历,我悟到了修炼要放下生死才经得起考验。

回家后,我就找同修切磋,大家都感到学法的重要,平时法没学好,关键时就不知道如何做好;大家也明白了虽然邪恶的迫害很猖狂,但在困难下更应该学好法。于是,大家开始背法。

邪恶的迫害还在继续。2000年,警察先后四次到家里逼迫我去参加洗脑转化班,都被我抵制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个修炼人,我只听师父的话,“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坚决不能让邪恶的迫害得逞。我要么就和他们讲我炼功后的改变和体会,要么就根本不开门,不让邪恶进我家门,就是不跟他们走。

2000年“十一”,我领着孩子来到天安门,广场上大雾弥漫,女儿和我说:妈妈,这大雾是要让天下人好好的悟一悟啊。这一天在广场,警察不停的抓人、打人。女儿目睹了警察打大法弟子,一下子吓哭了,哭着问我:妈妈,警察叔叔为什么要打老奶奶呀?!面对孩子的质问我无言以对。我也和女儿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结果连女儿一起,我们又被非法抓到了天安门派出所里。在这里,到处站满了大法弟子,我们背论语、背法、背书,大法弟子们背法的声音震撼了派出所。到了晚上十点多,被关进来的大法弟子太多了,还有许多带着小孩的妇女。

我看到有一个东北四平市的大法弟子,带着一个小女孩,被警察打得躺在地上失去知觉,小女孩哭着说:我妈刚才还不这样呢,都是被警察打的。可警察见了无动于衷,既不放人,更不找医生看看。我不知道这个弟子究竟如何。只是在后来从网上看到这个弟子的情况是,警察并没有将该弟子送医院,而是扔到一个胡同里不管了。

夜深了,警察非法审问完我,可能是听我讲的情况,这个警察发现了自己的良知,见我也带着孩子,就轰我走。我说:我不走,你把这里所有的大法弟子都释放了,我不用你催我自己就走。不法警察瞪着眼吼我道:你是谁呀你,让你走你就走,滚!懂吗?!就这样,三下两下,不法警察把我和女儿推出了大门。

和女儿往家走的时候,心里真不是滋味,那么多大法弟子还在里面被关着,自己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随后的日子更不好过,觉得很孤单,周围的同修被抓的被抓,被劳教的被劳教,有的被迫害得流离失所,而且邪恶宣传说现在是100%的“转化”了。我自己心里更难受,一心想着怎么这样呢,我得反转化,让昔日的同修清醒。

2001年7月,单位不法人员再次来到家里强制我去洗脑转化,他们把我强制拉到了强制洗脑转化班。在转化班里,我对做帮教的邪悟人讲真象,背师父的法给他们听,并针对他们的邪悟歪理用师父的法捅破,不少的人明白了,知道了转化是错的,被邪恶的伪善所骗了,他们立即表现得就象迷路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一样喜悦。

就这样,只要是来给我做帮教的人,我本着讲清真象救人的耐心和他们谈,两期转化班结束了,我仍然没有被他们转化,反而反转化了不少的迷失人。最后,邪恶急眼了,非法将我送到了大兴看守所。

在大兴看守所一个多月后,由于我仍然坚定修炼大法,坚决不转化,不法人员忽然对我说我被判劳教一年半。紧接着我被劫持到了劳教调遣处。

劳教调遣处,这里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不法人员逼迫我们走路只看着自己的脚面,低头抱首蹲着,不写所谓的“保证书”就让我在外面飞着,不让进班。后来,不法人员让吸毒的人拽着我的手写,钢笔都插进肉皮里了。进了班,高低床,床底下还要睡人,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在这里,除了吃饭那几分钟,其余时间就是被迫干活,水不能随便喝,厕所也不是随便可去的,上厕所排着队去,总共就两分钟。五点钟就起来干活,包一次性筷子,包装“花安适”,夜里要干活到十点多才休息。遇到有人来检查,就逼迫我们藏起来,只坐着,人一走又接着赶活。

两星期后我被劫持到了新安劳教所(现北京女子劳教所),相比调遣处,表面上“文明”多了,可迫害更阴险了。只要不写“三书”,就不让睡觉,做转化的人连轴转的围着我不停的说,成天吃的是窝窝头,连咸菜都少。晚上强迫我面壁站着,或者飞着,或着蹲着,总之是不让我有一刻的“舒服”。最恶毒的是,它们写出骂师父、骂大法的话让我跟着看。不法之徒在对我“攻坚”洗脑转化时,有时到晚上2点多才让我回班睡2个小时,有时根本就不让合一下眼。最长的一次,我也记不得有多长时间没有睡觉,反正是夜里站着自己头碰着墙了也不知道,甚至自己就在被罚站的地方小便了,自己都没意识到,整个人被熬傻了,血压上升到180,又强迫我吃药以便继续迫害。

后来,不法之徒看到实在是转化不了我,就将我劫持到了集训队进行“强攻”,实际就是背着人进行迫害。在里面,一个人被迫关在一个禁闭室呆着,大约3-4米,成天让站着,坐都不让坐,不让睡觉熬得成天精神恍惚的,又是大冬天,24小时在“风场”站着。它们也不让大法弟子们互相见面,更不说让我们说话。

在后来,实在是熬不住了,连坐都坐不稳,心理承受不住了,实在受不了,感觉还不如死了痛快,就想,现写了休息两天缓缓劲再说吧,在这种心情下,写了可耻的“三书”。写完后我心里特别恨自己的无耻,可身体上实在受不了,那苦自己真觉得再吃不下去了。没写以前,从不让我见家人,家人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写完后,就让我见了家人,我和孩子说,等我缓缓再说,可女儿说,什么东西是等来的呢?我一想是呀,我怎么还不如一个孩子,接见完回队我就写了声明,声明我写的东西作废,我是被逼的。

邪恶一伙一看,大发脾气,更加重了对我的迫害,又让我成天站着,有时承受不住站不住了,不觉的倒在地上,恶警就让人把地上倒上水,让我在冰水(是冬天)里躺着,多少天就躺在地上。后来,又将我弄到攻坚队转化,它们见我不转化,就动手打,让吸毒的人拿鞋子抽,我的腿被打得肿老大,人蹲都蹲不下。不法之徒打的过程中,怕让人听见,用毛巾将我的嘴堵上,以防止受不了叫出声来被人听见。

我被迫害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但我就抱着一念,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再干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情,我必须站着进来就站着出去,就这样坚持到我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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