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师尊好！至今仍在精進不停的国内外广大同修好！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五年征程风雨路，共同回家步别停。

我是1996年3月份在大学学习期间得法的。我大学宿舍的一名气功爱好者拿回宝书《转法轮》，我用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时间，一口气读完全书，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金光大道！记得读完《转法轮》的第二天，我就找到了在学校门口新成立的炼功点，有幸成为这个炼功点的第一批学员。我那时的思想很单纯，就是觉得找到了自己生生世世等待的，发自内心的想要返本归真！

从1996年3月来到炼功点开始一直到1998年底我大学毕业，这一段时间是我终生难忘的幸福时光。在炼功点上集体炼功，在学员家里集体学法，在这个大熔炉里每天都在熔炼着自己。自己也积极参加洪法炼功和看师父在济南等地的讲法录象。学法点上有研究生、工程师、大学在校生、家庭妇女、退休职工。尽管大家职业、社会地位不同，但只要一到学法炼功的场所，每个人表现的都象炼功人的样子，都在向内修，做一个高标准要求的修炼者。那时我记得最清的是镇压前一年的一次学法上，一个退休的老年同修跟大家讲起一件生活中的小事：他家住的楼房要安空调，可压缩机正对着别人家的厨房，于是他把压缩机挪到别处！让我记得这么清楚的是这位老同修诉说这件事时的平静和自然！

1998年毕业那年，我曾一度停下了修炼的脚步。我毕业时，我女朋友帮我用常人的方法花钱留在了北京。我对照大法感觉自己很惭愧，精進的同修都在无条件的舍弃自己不好执著，而我却没能做到。为此我意志消沉了好几个月，感觉自己不配做个合格的大法弟子。

1999年4月25日傍晚，我前妻（这时我已和女朋友结婚。后来我入狱，她及她家人迫于国家恐怖主义的压力同我诉讼离婚）在西单地区工作的一个亲属打电话说有很多大法学员去中南海，不知有什么事。我知道后很着急，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文革和六四，但我深深知道这样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于是我到中南海去看，才知道了天津抓人的始末，就和沈阳朝阳区来的学员静静的在一起，等待着上访的结果。8点多传来消息说天津被抓的人已经被释放，政府已经和平圆满的解决了这一事件，于是大家有秩序的静静的散去了。从这天起我又回到了修炼回归之路。

1999年7月19日晚，我来到了学法点，本来大家想学《转法轮》，但象有预感似的最后一次集体学习了《精進要旨》，从“论语”一直学到了刚刚得到的“位置”和“安定”两篇经文。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的集体学法，从此走上了风雨漫天的征程……

1999年7月20日清晨6点我来到炼功点，只有几个人，他们告诉我说国家要取缔法轮功，大家已经去信访办了。这时我爱人从公务员亲属那知道了消息，不停的传呼我，我关掉了呼机，毅然去了中南海。到了中南海，我被警察装到大公共汽车里，那里已经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同修，看着这些可敬的同修，我被深深感动着，被同修的正念鼓舞着。在车上我念了传过来的“一个不动就制万动”的条子，因此被车上的警察认为是骨干。到了石景山体育场，一队队的武警来回跑动，气氛紧张压抑。车上的一个警察指着我对一个当官的说了什么，于是两个警察上来架我，我虽然不知要面对什么，当时想可能会被拖去枪毙吧，但我当时很坦然镇静。可架着我的两个武警却浑身发抖！我告诉他俩：不要紧张，你们说去哪就去哪！他们才镇静下来。一会我和另外两个同修被带到了石景山分局，那里有头一天就被关進来的6个同修。在警察的办公楼里我们度过了39个小时。后来一个官员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我堂堂正正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最后我告诉他，我只是千万大法弟子中最普通的一个！看得出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是敬佩的。

1999年7月22日，电视突然停止了一切节目，播出了公安部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通知和六禁止通告（实际上那时研究会早已自己取消了注册，成为历史上存在过的组织，所以公安部的所谓取缔是非常荒唐的）。官员急忙再次把我叫去问我的感想，我对他说：学员都是自发的学法炼功做好人，在心中从来就没有什么研究会啊这些概念，对政治也不关心，这些决定是错误的！回来后我用屋子里的警察用的废文件的背面和一根铅笔写了我对这件事的看法然后交上去了。半夜被公司经理和家人接回。

1999年7.20以后，由于取缔的突然和没有师父新经文的指导，除了少数的大法弟子坦然走出来，用生命去护法外，大多数同修都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去做，都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大家都在摸索中去走未来的路。在三个月后北京发生了一件对整个正法历史進程起着推动作用的事：1999年10月28日在北京某度假村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与会的大法弟子向国外主流媒体第一次公开了镇压法轮功后大法及大法弟子的真实情况，结束了国外媒体长达数月被误导的不实报道。随后参加新闻发布会大部分大法弟子转道广州，筹划召开在那里召开一次法会。虽然11月份的法会最后没有召开，但那批大法弟子用生命谱写的心得体会全部上了明慧网并被大法弟子们广泛流传，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这批心得交流稿精神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的大法弟子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纷纷走出来证实大法。

1999年12月31日晚和2000年1月1日上午我分别两次来到天安门广场，被警察抓到天安门派出所，在那里遇到了全国各地的同修，每个人都要面对随之而来的工作、家庭、亲情、财产全方位的考验，但我看到的同修都是那么的坦然，我从中感受到了师尊和这部真善忍大法的伟大！一个个都是满身业力从常人起步在法中不断被熔炼，逐渐成长为今天顶天立地的护法神！1月2日早一名外地同修来到我的住处，要我帮忙找一面法轮旗，要把这面旗挂到天安门城楼上去，我们就跪在地上亲手制作了这面法轮旗。1月3日上午，这名同修正念正行，在师尊的呵护下，智慧勇敢的把这面旗子挂了上去，而后安全返回。随后一段日子，我遇到了参加99广州法会筹备、被捕后正念走脱的两名大法弟子。她们来到北京着手筹划2000年除夕护法的具体事宜。还有从美国回国的两名大法弟子，她们带回了国外同修的问候和国外洪法的情况并积极参加北京的很多交流会，鼓励了很多认识不清的同修坚定正念，积极走出来证实大法。

那时我每天都被同修们证实大法的事迹感动着、熔炼着，我遇到的是一群对师对法有着坚定正念的善良生命。有一个吉林省白山市弟子千里步行要饭吃来北京证实大法，我几乎是流着泪把她的事迹整理上网的，从中也一次次看到了同这些同修的差距。

2000年1月19日，师父在明慧网刊出在山中的照片，寓意深刻。我想上面就是清澈的天空，而眼前的黑暗终究会过去的。

由于国家恐怖主义的阴影，我前妻一家在要我放弃修炼无果的情况下叫我离家，我被迫流离失所。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和同修交流，参加了很多的交流会，也遇到了更多走出来证实大法的弟子。有的甚至学大法只有几个月就走出来了投入到正法的行列中。随后我在公园公开炼功和在火车站携带大法资料被两次拘留。期间经过了很多的派出所。在派出所我就向警察讲真象，他由原来对我们走出来的谩骂和指责到后来态度就变得温和和理解了。

非法刑拘结束以后，我在前一段接触的同修大都進到看守所或被劳教判刑。就剩下我一个在外面，我那时感到特别的孤单，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我就开始每天登陆到国外论坛，以笔名和一些网特论战。在后来的“香港事件”中，和一个笔名“华丁”的自称是大法弟子的人论战，他在旧势力演化的假象的诱导下反明慧网站，在香港事件中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毁了一些国外弟子。直到7月份师父“排除干扰”经文的发表，这场论战才最终停息！

随后随着整个正法進程的推進，由当初走出来证实大法逐渐转到向世人讲清真象上来。我每天就打印几十份真象材料，挂到公共站牌上，有缘人就会自己去看。8月份我买了速印机，被市局盯上了，很快被捕入狱。

我属于北京市第一批被非法判刑入狱的大法学员。由于那时还停留在个人修炼的认识上，旧势力向我身上强加了严重的脓疥疮，以达到消磨我意志的目地。当时还没有旧势力干扰这个概念，我只是把这当成是消业，每天都要经受一轮又一轮的钻心之痒。刚到监狱时，我被强迫每天白天跑步，当时正是天津茶淀最冷的季节，在刺骨的寒风里，上午50圈，下午50圈，绕着篮球场跑步。说是让我“恢复身体”。每次跑下来，身体极度的疲劳和痛苦，汗水浸入脓疥的创口，很难描述出那种感受。肉体上的痛苦还不算什么，在精神上，狱警每天都系统的找一些法律知识和反“法轮功”的资料，强迫让我反复看，对我進行洗脑。而最残酷的是不让睡觉，每天只允许睡两个半小时，“包夹”的刑事犯人24小时不离左右，稍一合眼就被捅醒。在强制洗脑时，我总是本着善心的对狱警讲清大法真象，到最后狱警已无话可说，只说些“要认清形势啦”之类自己都泄气的话。到2001年1月底的时候，因严重缺觉，我已经困得神经都麻木了，几乎是站着都随时瞌睡过去。可稍一合眼，立即就被“包夹”犯人捅醒。在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十五天过去了，他们也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转化”，因为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

2001年1月30日，电视播出了编造的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件欺世谎言，邪恶铺天盖地而来。对我多天努力讲清的真象带来了直接的破坏，我欲哭无泪。狱警和清河分局610办公室的人让我写对此事的感想，于是我在材料上写道：这次事件是对法轮功和社会正常生活的破坏。狱警见我这么“不识时务”非常恼火，终于撕去了伪善的面纱，露出了残暴狰狞的真面目。

2001年2月1日早晨，分监区的一群狱警不顾我极度虚弱的身体，不顾我满身严重的脓疥疮，不顾这半个月的熬人折磨，开始给我上电棍進行电击，最开始上了两根那种缠满铁片劈啪作响闪着蓝光的电棍，放在我的头部和颈部连续电击五分钟，看我不屈服，邪恶全都疯狂了，到其他分监区借电棍，借一塑料桶电棍回来。当时分监区所有在班的干警，每人手拿一到两根电棍，面目狰狞，恶狠狠地一拥而上，持续放电电击我。由于我激烈挣扎，他们给我上了背铐，一动不能动的被他们踩在地上，电我的手心、脚心、头、颈、生殖器等敏感部位，一直持续电击。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毛发、皮肤焦煳的味道。

这真是一种生不如死的酷刑，每一分每一秒都象一个世纪那么漫长，身上的肉似乎正被无数把刀一片片割下来，呼吸极度困难，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极其痛苦难熬，我瞬间感受到了古代“凌迟”酷刑是什么滋味。当我实在忍受不住的时候，心里就默念师尊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就这样，漫长的非人所能忍受的一个上午过去了，接近中午的时候，我的忍受到了极限，终于崩溃了，被迫违心的写下了“转化书”。后来狱警告诉我说，“转化”我时他们同时上了8根电棍。（后有出狱的同修说警察私下对他说用到了11根电棍）

2001年3月3日，我被转押到最邪恶的二分监区，这是一个类似法西斯集中营似的严管分监区。同“集训队”的管理几乎是一样的，每天都在精神高度紧张中度过。严管时，每天从早上5点起床坐到晚上10点。坐在一个十厘米高的小凳子上，两手放在膝盖上，双腿并拢，膝间不能有空隙，腰要挺直，一动不能动，眼神都不能错一下位置，更不允许说话。每人的身后都有包夹监视，稍动一下，就会遭到拳打脚踢。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脸上还要时刻露出“转化”后获得“新生”“高昂”的精神面貌。邪恶明知道每个人都不是真的“转化”，却用残暴和谎言粉饰着一切，用恐怖和无人性控制着这里。我在二分监区度过了漫长的非人的九个月时光，直到后来我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后才离开。

自从被强制“转化”后，我的内心极度痛苦，觉得愧对师父、愧对大法。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又远超过肉体上的折磨，这种煎熬折磨、消磨着大法弟子的意志，使许多大法弟子变得消沉、颓废，长期陷于自责之中。至2001年7月份，二分监区已经陆续关押了20多名大法学员，原研究会成员李昌和香港籍的大法弟子朱柯明也从北监转了过来。纪烈武被单独关押在五分监区。而王治文等人被关押在附近的另一所监狱。

邪恶之徒的残暴和强制永远无法改变修炼人的心、更无法战胜修炼人心中的正念。2001年7月21日，邪恶之徒要我们去少管所演出“转化”后的文艺节目。去之前，大法学员们已约好，要在台上揭露我们被所谓‘转化’的真象，后来由于太多的邪恶因素及我们的怕心和人的执著，没能成功。从少管所回来后的第二天（7月22日），二分监区的大法学员集体“反复”（觉醒），推翻了以前的强制“转化”，给邪恶以沉重的打击。清河分局及610办公室都感到震惊，因为他们认为转化效果最好的学员都公开“反复”了。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了，但邪恶也终于明白了：它们在残暴下所要的“转化”永远都不会真正实现。

2001年11月下旬，由于入监以来的非人折磨和持续高压生活，使我夜里经常做恶梦，并喊叫着从恶梦中醒来。又有一次因为我在床上盘腿，被值班的队长以闹事为由拉出去电了一顿，随后关進小号，几天后又被一个另一个小队长拉到办公室电了一顿。这些严重的刺激了我的神经，最终导致了精神的全面崩溃，精神失常达七个月。

2001年12月中旬（这以后的情况是我清醒后十一分监区的包夹犯人告诉我的）转到十一分监区。在这七个月里我是在小号里度过的，我不时被铐上手铐、戴上脚镣后强行穿上约束衣。每天除了大小便外都被约束衣捆着，躺在一个放在地上的木头床板上一动不能动。此期间，家里失去了我的任何消息。一直到2002年7月份中旬，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才得以重新清醒明白过来，以后的日子是在十二分监区度过的。

2003年8月份期满被释放，结束了历时三年的人间地狱生活，带着很多大法弟子的嘱托、祝福和期盼，离开了这个让我终生难以忘却伤痛的地方。出来后我系统的补习2000年8月以后师尊的全部讲法，从法理上清楚了这场邪恶迫害的本质，也清楚了发正念真正的意义和作用。我重新汇入了讲清真象救度世人的洪流之中。我协助家乡地区建立了小型资料点，并协助当地同修编排制作了第一期揭露当地邪恶的真象小册子。制作的时候，当地同修每个人都用心写了这几年历程的心得体会，也克服了邪恶从各个方面的干扰。由于大法弟子整体的提高和心性的升华，在师尊的呵护下顺利制作出来，有利的揭露并清除了当地的邪恶，使更多的常人知道了真象。

现在我在北京孑然一身、一无所有，但我并不孤单，我生在了正法洪传的伟大时代，被宇宙根本大法熔炼着，在主佛的呵护下精進不停！有着千万和我一样志向的大法徒一起在走向回归、走向辉煌，我们用行动兑现着自己的史前大愿。我感觉无论多大的干扰困苦、多大的人心、多大的执著都已经无法继续挡住我们回归的征途。我会利用在北京地理上的优势，近距离发正念铲除邪恶，向仍被邪恶控制的首都人们讲清真象，不断学法纯净自己，在师尊最后的正法时期完成自己应该做的。

最后请允许我以四句诗献给伟大的师尊，并与至今仍精進不停的千万大法徒共勉：

五载冰霜寒风吹，
傲立千万松和梅，
法正恶尽新穹宇，
悠悠法船载众归。

（首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