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我被山庄的保安人员找去，他们指着桌上的真象光盘质问我，并说：“我们和市公安局可是保持密切联系的！”我没有一丝怕，邪恶的这种小伎俩对大法弟子根本不起作用，我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我的使命是救度众生而不是遭受邪恶迫害的。我用大法赋予的慈悲和威严善意的向他们讲述着大法的真象，最后他们都点头表示明白了真象，只有一个人表现得很固执。这个人送我回住所的路上，在分手的时刻对我说：“真善忍真好！”黑夜里我虽然看不见他的神态，但是从他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被法轮大法的光芒普照的生命从心底发出的赞叹与感谢。我的心灵再一次被师尊的无量慈悲所震撼！

一、万古机缘一线牵

公元1996年7月12日清晨，我揉着惺忪的睡眼看到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两本包着皮的书（一本是《法轮功（修订本）》、一本是《转法轮》），当时也不知道书的名字是什么，就是有想看书的愿望（以前，我除了教科书以外的任何书都不看）。后来得知，这两本书是妈妈晨炼时一位炼法轮功的阿姨借给她的。

我拿起书，如饥似渴的读起来，一边看书一边觉得自己都不知道找寻了多少年的东西终于得到了，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看书的前一刻我还是个绝对的“无神论”者，只看了几页书，我就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就是“返本归真”，明白了人通过修炼可以身心升华、可以脱离生老病死的苦痛，明白了生命为什么要遵循“真善忍”的准则、明白了人为什么要重德……。十几年的“无神论”教育瞬时土崩瓦解，我的心灵深处无数次的被师父的法理震撼着，我从心底发出了呼唤：师父，我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我要返本归真！

二、坚修大法紧随师

第二天清晨，我随妈妈来到了炼功点，炼功点刚好第一天教功。

1997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学法律系，我所在的大学没有炼功点，自从1996年“《光明日报》事件”以来，我们学校的个别领导就禁止法轮功学员在大学校园内炼功。我一个人默默的修炼。

1999年7.20，史无前例的镇压开始了，中华大地一片白色恐怖。“7.20”那天早上我和妈妈又来到了炼功点，炼功点四周布满了警察和便衣，那天正值妈妈教功。当我做到最后一个抱轮动作的时候，望着血红的朝阳，心中一阵酸楚：不知何时再能站在这里堂堂正正的炼功了！回到家，暴怒的父亲用四棱木棍将我打倒在地，并一次次的用木棍指着我的鼻子问：还炼不炼？望着父亲扭曲的面孔，我坚定的回答：炼！最后，父亲无可奈何的收起木棍。从那时起，父亲没有再打过我，他说这方法对我没有用。

暑假结束后回到学校不久，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让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否则开除学籍。我在学校一直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学习成绩始终是全系第一。就因为信仰真善忍，就要遭到“开除”的厄运！那时的中国，法轮功修炼者都要在信仰与事业之间、信仰与学业之间、信仰与家庭之间、甚至信仰与生命之间做出抉择。

师父说，“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至一切常人的思想。”（《精進要旨（二）》“位置”）。我向学校领导讲述大法的美好、讲述大法的真象、讲述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的不合理性……。当时，一个做我所谓转化工作的校辅导员明白了真象，并为我向学校领导求情，学校领导批评他立场不坚定。有一次，这个辅导员在同学聚会上说：“我们学校有一个炼法轮功的女孩子，她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学生，她始终坚持她的信仰……”

2000年6月初，我一个人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向宇宙中所有的生命表达着我的心声：停止迫害法轮大法！

我被学校领导接回了学校。

回到学校后，家乡的同修帮助我在上学的城市里联系了一个资料点。我抓紧一切时间学法，那时候我一天能学九讲《转法轮》，没有困的感觉，睡十几分钟就感到精力充沛。我独自一人坐车将几百份的真象资料取回来，一个人将资料包装好，挨家挨户的发送出去：学校的教学楼、学生公寓楼、学校教职工住宅区、学校附近的居民住宅区都遍布了我的足迹。学校领导在每栋楼都配备两名保安日夜看守，我就在保安的监视下从容的将大法的福音送到众生的手中。

我悟到不是人在做大法的事，是大法弟子在做大法的事，两者基点不同，有本质的区别。人做事时是用人心――做事心、显示心、好胜心等等在做，追求事情的结果；而大法弟子是在不断的修去人心、不断的归正自己变异的思想的同时，用法中修出来的慈悲救度被谎言蒙蔽的世人，做的过程中“做而不求”。我每发一张真象资料都带着一个纯净、祥和的心态，并发正念：清除邪恶对大法的迫害，让有缘人明白真象。因此我发的真象资料很少有被撕毁的，有时我刚将真象资料粘贴到一个住户的门上，就有人拿起真象资料如饥似渴的读起来。

在我面对面的讲真象的过程中，有几个常人先后得法，他们与我一起发真象资料。我们一起发完正念后就出发，不管街上有多少人，我们都堂堂正正的粘贴资料、悬挂大法横幅。一个人粘贴、其余立掌发正念。一次，同修们都回去了，就我一个人发资料，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发资料。突然我觉得自己非常的高大，我所在的城市、甚至整个中华大地都变得非常的渺小，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了没有怕心的感觉：整个身体都是空的！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

2001年5月，我一个做导游的朋友找我帮忙给一群外国人－－美国科尔家族下属一个企业的总裁及经理们做日常翻译。当时我正在写毕业论文，根本没有时间，但我想这是救度众生的好机会，就欣然前往。我来到了一个旅游山庄，在那里我每时每刻都拿着《转法轮》这本书（书没有包皮），山庄的工作人员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微笑着向每一个遇见的人讲述着大法被迫害的真象，人们都能接受。给外国人讲真象语言方面有些困难，我就将能想到的词汇全用上了，并将明慧网的网址告诉他们，他们还是很认可大法的。后来这个企业的总裁给我发的一封电子邮件上说：祝福你和你的那本书！

一天晚上，我被山庄的保安人员找去，他们指着桌上的真象光盘质问我，并说：“我们和市公安局可是保持密切联系的！”我没有一丝怕，邪恶的这种小伎俩对大法弟子根本不起作用，我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我的使命是救度众生而不是遭受邪恶迫害的。我用大法赋予的慈悲和威严善意的向他们讲述着大法的真象，最后他们都点头表示明白了真象，只有一个人表现得很固执。这个人送我回住所的路上，在分手的时刻对我说：“真善忍真好！”黑夜里我虽然看不见他的神态，但是从他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被法轮大法的光芒普照的生命从心底发出的赞叹与感谢。我的心灵再一次被师尊的无量慈悲所震撼！

回到学校后，同学们都在为毕业论文发愁。我只用了一个下午就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初稿（近2万字），又用了一天一夜完成了毕业论文的整体制作。经过紧张的毕业答辩，我的毕业论文获得全系第一名。

三、风风雨雨中大家一起证实法

（一）整体协调与配合

2001年10月下旬，在天安门广场上，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我高高举起了手中“法轮大法好”黄底红字的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一个武警从我身后抓住我，一把扯下横幅，并用横幅堵我的嘴。我又对着人群接着喊：“天安门自焚是政府导演的！”我被拽上了警车，送到了北京前门派出所，关在了专门抓捕在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的大法弟子的笼子里。那天共非法抓捕了10名大法弟子（有很多弟子都是堂堂正正的去，堂堂正正的返回）。我们在一起交流、发正念。有一位阿姨A悄悄的告诉我她家的电话号码。

当天晚上，我们被送到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通过交流大家都意识到“不配合邪恶”，我们决定集体绝食抵制邪恶的迫害。我们是一个整体，必须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有两名同修刚开始不参与绝食，一个是被判刑马上要转送到监狱，一个是认为自己马上要被释放了，结果几日后她被送到劳教所。当警察拽大法弟子去灌食的时候，我们都站出来用身体保护同修不让她被恶警带走。看到我们用身体卫护同修，即将被送入监狱而拒绝绝食的同修很受震撼，她说她接触了一批又一批弟子只有我们这样做，最后她也加入了我们证实大法的行列。

一次，警察疯狂的把我们一个一个拖出去打，并给我们戴上手铐、脚镣（重十余斤），而且在我们身后把手铐和脚镣连在了一起，此种酷刑的名字叫“后串”。我们的身体成了一个椭圆型，趴着、躺着、蹲着，任何一个姿势最多只能保持几秒钟就疼痛难忍，如果不是凭着对大法的正信是很难承受的。我是一秒钟一秒钟忍过来的，我清楚的知道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在心里一遍一遍的背着《论语》。那时候我一想起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我们承受了本质上的东西，而我只承受了肉体上这么一点点痛苦，我的泪水就止不住的流下来。第二天奇迹出现了，我突然感到身体一点也不难受了，胳膊、腿好像没在身后锁着而是在身前舒展着放着。到了晚上，警察就把我们的刑具拿了下来，因为邪恶知道任何方式都动摇不了大法弟子对大法的正信。而我也深刻的体会到：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我知道师尊时刻在身边呵护着我！

绝食９天后，家乡的警察把我带走了。坐在火车上，我做了两个梦，梦的意思是我还有使命没有完成不能走。我想“梦”不能用来指导修炼，要在法理上正悟。我是正法弟子，决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还有很多证实法的事没有做呢。我请师父加持，一路发正念让三个接我的警察睡觉，可是他们都精神得很。我想一定是我心性上存在问题，向内找我发现了自己的怕心：我怕自己一旦不能成功走脱，抓回来后不知会被怎样的迫害。找到自己的怕心，我发正念清除它、不承认它。当火车在某站停车时，我在三个警察面前成功走脱，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威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