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返回武汉了。清晨我和功友们同时被戴上手铐，两人合戴一副。到了火车站，约有十多位大法弟子都蹲在地上。到火车发车时才上车。有几个警察押送。在车厢里，一警察指着我们对旅客说：“这是旅游的。”说这话很显然是怕他们的恶行曝光，而欺骗世人的。

到了武汉后，我在派出所木长椅上过了一夜。然后被送往武汉市硚口区舵落口额头弯拘留所。

一去先交500元生活费。我去时功友只有几十人，后来逐渐增加到90多人。听功友说在我未去之前，女功友陈爱凤等几位大法弟子，因抵制听诬陷师父的批判书，恶警将她们从二楼打到一楼，并要她们跪地、淋雨。时间跪长了她们支撑不住了，恶警们用洗把（拖把）棍插入她们的小腿弯处，不准她们趴下。

我去后不久（冬天），有一天半夜里，因一位男功友炼功，恶警们将他拉到走廊里毒打。阵阵毒打声震动了我们每一间小房。可是当时大家只能听着，却没办法出来保护他。天亮后，我看到这位男功友的额头上有大包。

还有一次，抓进来一个叫刘立的男功友。他们造谣说他是强奸犯，先后二次恶警们要把他带走。功友们都出来护着他。后来，他们来了20多警察，乘中午吃饭之机，把房间的小门，一楼的大门堵住，不准我们出进，要带走刘立。在房间的功友，有从二楼小房挤出来的，有从一楼小房挤出来的，功友们拚命护着刘立。由于师父的加持，大门被功友们挤开了，大铁锁掉在地上。恶警们对功友们乱打一通，当时男功友刘××、女功友黄××、曾××的鼻子、脸上都是鲜血，棉袄胸前都是血淋淋的。我要她们把血衣留着，日后向世人揭露邪恶。有好几个功友被摔、踢、撞。有的功友腿伤了，有的功友腰伤了。恶警们还在门外摄像，我脱下棉衣顶着头，不让他摄，并发正念让它坏。这以后，除两人外，90多人集体绝食。邪恶害怕了，都求我们吃饭。这次整体行动都做得比较好，有力的抵制了邪恶。

有一次，我早晨六点多钟在会议室的黑板上写了“法轮大法好“。恶警们要全体功友站着，问大家是谁写的。当时都没人做声，恶警说：敢做敢为嘛！我犹豫了片刻，说是我写的。我的话音一落，先后有两位女功友站出来，说是她们写的，其实不是他们写的。在提审我时，恶警对我说：不是她写的为什么她说是她写的的呢？！我说，她是护法！过了一会，恶警对我说，黑板上的字（诽谤大法的话）是你擦掉的吧？你既然敢写，你还不敢擦？我说，你要说我擦的就是我擦的！

这样，我被非法押送到武汉市硚口区二子沟“妇教所”强制劳动。妇教所是关押卖淫女犯人的，约有400多人。我去时，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约有30多人，分散在各个大队。有的在楼上做包电池的透明薄膜、出口溜斗，有的在一楼剥洋葱， 成天与女犯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犯人们都知道我们好。一女犯人对我说：我有个姑娘，将来找婆家的时候，我就叫她找个法轮功。在妇教所，犯人与犯人之间争吵的事屡见不鲜，天天都有。一女犯人说：学人家法轮功， 莫吵嘴！

听功友说，在我们没去以前， 有的功友还被迫害站过水沟的。我在妇教所被非法关押并劳动了10多天。一天晚上，我居住的街道派出所来了两个年轻警察，说要我走。我清好了衣物跟他们走。到楼下大门口，其中一人说：给你换一个环境。我帮你交了240元钱。这样把我骗到了东西湖武汉市第一女子看守所。

这个女看守所是新建的（新房子），里边约有50号子，每个号子都有法轮功学员，三个四个不等。一进看守所，衣服全部脱光，现金洗光，并强行购买他们的假冒伪劣生活用品。犯人用剪子乱剪衣裤上带金属的衣扣裤钩，三人对付我一个人。他们的行动非常快，使人措手不及。我对她们说：衣服脱光了不丑？ 一女管教大声吼叫：哪个看你呀！号子里不准炼功。

监控器日夜监控。到年底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同犯人一起强劳（高强度劳动），叠小学生看的画册，吃喝拉撒都在号子里，由犯人管好人。在长长的走廊，犯人不时大声严厉训斥我们，个别叠不好的人还罚款5元。有一次女犯人哑女将鞋子晒在窗台上，检察时被发现了，我们都被集体罚站。

由于我们按师父的教导做得好，有的女犯人说：一个比一个做得好。还有一个女犯人说：向你们学习。有一个经济犯，也可能是冤案，已得法了，每天学法炼功，她还看到了旋转的法轮，而且变换颜色。

到了快过小年了，派出所户籍与我儿子一起来接我回家，临走时要在释放证上签字。我看到释放证上有不利大法的话，开始我说不签字。户籍说要你走，还不签？由于人的观念人心还在，我还是签了字。回来后心里非常难受，手脚都是冰的，一夜难眠。

次日清晨，我将这事与功友切磋后，当即写了声明，我所签的字作废，坚持修炼。我将声明送到了派出所户籍手中，他当时把我扣留下来了，与几个功友一起又送到武汉市硚口区舵落口额头湾洗脑班继续迫害。

他们看到我们做事都是齐心协力，为了分散我们的力量，将我们炼功人分开了。30多人到武汉市工读学校。洗脑班总头目对我们说：那边条件好，伙食好……等欺骗我们。功友们到了工读学校，教室空空的，校外高堤不远处是武汉市金口大垃圾站，校门口是鸭场，还有长长的臭水沟，苍蝇蚊子多。

后来他们用厚木板将我们部分功友隔离，隔成小房，一人一间，两人一间，三人一间不等。不准上厕所，吃住都在小房里用马桶。我们睡的是地铺，虫爬鼠窜的。工读学校与额头湾一样，贴着迫害大法、诽谤师父的邪恶照片。使用黑板报、高音喇叭，小房上贴“五不准”等对我们进行邪恶的洗脑。不久未婚女功友张×撕毁了“五不准”，抵制迫害。恶警在提审她时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她强加一些罪名，污蔑她说了共产党不长了的话。我和另一功友找了有关的负责人，加上功友张×等五个人在场。我正告说，她没有说共产党不长了，另一功友也说，她没有说，抵制了邪恶的栽赃陷害。

有一次，乘我不在，他们乱翻我的东西，发现有张纸条，是从额头湾带去的。当时提审要我报姓名，我不说，便要面壁罚站。我抵制时，就用力推我还不给饭吃。

每天吃饭要我们站队，我说：你们在家里吃饭站不站队呀？我又遭到了训斥。在工读学校期间，一女功友经常遭打，总听到她高喊：打人了！这呼叫声我们在隔壁小房随时可以听见。还强制劳动，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在高温下开荒、扯草、扫地。

几个月后，舵落口额头湾这边关押我们的新房子做起来了，听说花了60多万元。这样拘留所的功友与在我们工读学校的功友同被非法关押在一栋新楼房。这时，在两地被强制洗脑的炼功学员大约是40到50人的样子。

大约是2001年的6月初，年轻的打手将我骗到老拘留所，说闸婆婆儿子来接见我！我跟他们去了。谁知他们是为了打我！打手们站在我身后，用膝盖猛撞我的大腿，我当时正上楼，身子被打得直摇晃，我高喊，“打人了！”我被打得小便失禁，边滴着小便边上楼梯，身子仍然左右晃动，又怕摔到楼下去了，这时再也无力喊了。我上楼进了警备室的外屋，靠墙站着。一个打手将我一嘴巴打来了，过了一会便关进了里屋，我已是60多岁的人哪！

不几天，天还没亮，几个打手闯进了我们警备室迫害女功友王兆芬（50岁，东西湖啤酒厂女工）。打手们气焰十分嚣张，其中一个对王说：“有什么事6点半钟找干部。我们就是地头蛇，我就是土皇帝，听见了没有。”王用正念正视恶人，不回答。恶人将王的头发从铁床的上铺拉扯到了下铺，拉掉了一大指。到了下铺，打手用毛巾把王的头一包，用拳头乱打王的头，打了以后又将王的头猛力撞墙。过了几天，正在高温时，电工将我们房里电线剪断，停止了电扇。

大约在9～10月份，男女功友都不准上厕所，大小便都在房里使用马桶。在洗脑班新大楼里，他们在走廊里挂起了诽谤师父的图片，功友们先后绝食，用生命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开始只有两人，后来好几个人都绝食，直到把诽谤师父的图片都撕毁了才停止绝食。这是整体的力量才抵制了邪恶，维护了大法。

这以后邪恶还不甘心，便在一楼一房间又挂起了邪恶的图片，大约半月以后，两位女功友将邪恶的图片清除完了翻墙跳下，正念闯出了洗脑班。

2002年6月下旬为了让我们放弃信仰，恶人对我们十多人采取车轮战的手段，日夜威逼，读诋毁师父的书，写决裂书。在高温下几个功友白天面壁烤太阳，扯草，功友之间还要保持距离。尤其是李、陈、闸三位功友，除白天烤太阳外，两手捆绑身后，晚上不准睡觉，不准坐，不准站，不准洗澡，赤脚走草地，蚊子咬，热气蒸，他们的两肩两背都贴了诽谤师父的长纸条，戴帽子，李的头上顶着盘子，不签字时抠腮帮子，对陈身上还泼水。这样的折磨，持续一天半加一通宵，而折磨了李、陈二位女功友十多天。

被强制洗脑后，我们7月10号集体写了声明，声明强制洗脑作废，并将声明寄给了洗脑班。

这里要补充的是，当我从老拘留所押送到妇教所，后转看守所关押强劳期间，听功友说：男功友易××将诬陷师父的黑板报砸了，打手们把他打得死去活来。这样老易被劫持到武汉市何湾劳教所，一年以后又将他送到我们洗脑班。大约一个多月后，由乡下亲戚将他接走了，至今不知道他的情况。

另一男功友郑××的一只眼睛打得凹进去了。90多人在大冷天被强制手不准插入荷包里，罚甩手走。近80岁的老年男功友不给饭吃。70多岁的男功友被竹篙子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