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大法弟子一样，面对恶势力对师父和大法的造谣和污辱，我两次去北京上访。我去北京，就是一个目的，为这么好的功法说句公道话。

1999年7月20日，我们在去北京途中被截在山海关，当时被截住的大法弟子不下200人。我和另一名的大法弟子被一起送回了当地公安部门。回来后不久我们就被强行送进洗脑班。我和另外四名学员被关在我们乡农机站的空房子里，由乡长赵××、派出所所长秦××监管。这时我们就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封闭办班，而且乡里宣布，如不放弃修炼，家属或亲人的上班、就业、升学、职务晋级等都将被取消，并将此项办理权授予各个领导层。江××操纵整个国家机器，实行株连九族。不仅如此，他们还乘机大肆勒索钱财，让我们每人必须交上2000～3000元的罚金。我们全家靠打工为生，根本没有积蓄，亲人为了不让我受更多的折磨，东挪西借凑了3000元钱。因为我不放弃修炼，女儿、女婿都失去了一次职称晋升机会。

当时由于自己学法不深，心性没把握好，违心的写了当局并不满意的所谓的保证书，还因此惹怒了赵××和秦××，当时他们就想再次对我进行迫害，但由于我当时的态度和家人的据理力争，才勉强让我先回家。由于我没有堂堂正正的走出洗脑班，因此我一直陷入深深的愧疚之中。为挽回对大法的损失，于是我又一次踏上进京证法的路。

2000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和三个功友来到天安门广场，这时我身边的一位老弟子，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几乎是同时，十几个警察和便衣一起上来，将这位大法弟子打倒在地，我们当时立即高喊，不准打人，马上就被旁边的警察和便衣铐上手铐，塞进了警车，关进了天安门派出所，后来我被分流到北京怀柔监狱，和我们一起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不下200人，我们每个人都被一个警察看着，面向墙壁不许动，被逐个扒光衣服搜身，我被关在X号室，进去后的第一关就是凉水浇头。那年北京的天气特别冷。在持续20多分钟的凉水浇头后，我被折磨的几乎昏死过去，这时一位好心的警察喝住了打我的两个犯人，使我免去了一难。在怀柔的三天三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

几天后我被接回了当地公安部门，送进了某拘留所非法关押半个月后，由于我不放弃修炼，又被送进看守所，等待非法判刑。在6号“红旗”囚室，经历了我人生中最惨烈的三十天。年近60的我，被十几个犯人轮流毒打。没几天，满口的牙齿打的只剩下几颗，吃饭时连饭粒都嚼不到，额角被踢开一个口子，前胸被打的肿起来2公分高，疼的我一个星期后才敢正常吸气。

在看守所里，我们也同时看到了另一面，那就是恶警们利用我们大法弟子搞“创收”，他们规定，不管是谁只要是来看大法弟子的，每人每次要交20元的探视费。当时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不下80人，每个大法弟子，每天都不下两、三个人来探视，有的一天要有几个人一起来看望。光是我一人在两所（拘留所、看守所）花去的探视费就达1000多元。更使我们无法忍受的是，恶警持续的强迫大法弟子听、看攻击大法和师父的录音、录像，这里的人中败类，逼迫我们骂师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共同抵制了这场针对我们的迫害，他们才没有得逞。

2001年2月14日，我市先后有60多名大法弟子被送往臭名昭著的教养院，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在A教养院，恶警们对那些坚决不放弃信仰的学员百般折磨，其手段极为残忍。

A教养院，把坚贞不屈的大法弟子一律放在三楼，每天除睡觉其余时间都坐硬板凳，并必须保持固定坐姿，由数名犯人看押大法弟子。恶警们公然叫嚣，打也得把你们打转化了。各种体罚交替使用。比如，把人绑在铁椅子上，用高压电棒电，24小时不许睡觉，把塑料安全帽扣到学员头上，然后用大棒子猛击帽顶，震得受刑者的头象撕开了一样的疼，有的坚持不了多久就昏死过去，但却一点外伤没有。

和我关在同一个囚室的一位大法弟子就是受此酷刑中的一个，他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该教养院，双脚已被打残。恶警们为了达到所谓的转化率，每天都从三楼提出一个大法弟子到一楼进行折磨，受刑学员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老远都能听见。由于我不忍心同修受此折磨，站出来质问一个恶警，为什么执法犯法，为什么无端打人？因此我也遭来厄运，恶警气急败坏的指使两个犯人，强行锁住我，送往教养院的“新收大队”严管。在新收大队，我再一次见证了江氏集团对大法犯下的罪行。

一个大法弟子在这里承受了四个多月的折磨，他凭着对大法的坚信，使恶警们的拳脚早已失去了作用，他们就改用钢丝缠着的胶皮鞭子。我是每天被固定“坐硬板凳”的，一天16个小时，14天下来，我的屁股坐烂了一大块肉。就这样，我们仍然没有动摇，最后，堂堂正正的走出了新收大队。

四年来，只A教养院一处（不包括所属县区两所），只是我见到的同修就有6人致死、致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