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有一天我接触到了大法。起先我也与众多的世人一样不相信，认为修炼是很可笑的事。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书中的法理使我耳目一新，一下子就明白了很多事情，我终于相信了。我开始真正地修炼大法了，那时我就发誓要一辈子修下去。开始时，我只注重炼功而不注重学法修心，身体上改观不是很大。那时怀着求治病的心。当我放下了这颗心的时候，身体状况很快改变了。我领悟到了师父讲的“无求而自得”的法理。印象最深的是吃肉的问题。修炼两三个月时，不知不觉就不能吃了，看见就腻，闻到猪油味就难受，不是自己控制不吃，而是吃不了。后来又能吃一两块而已，再吃就得吐。这使我又领悟到师父对“吃肉的问题”的讲法。通过不断地修炼，我对大法越来越坚信不移，身体素质越来越好，脾气也变好了，性格也开朗起来。总之，生活过得平静而充实。

自99年7.20以来，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碎了。首先母亲毁了我的大法书籍和录音带，以后再也不许我学法炼功了。见了就骂就打，我只好偷偷地炼功学法。母亲还是继续干扰，不要我点灯，还多次毁我的大法资料，我无奈之下，只得到市里以工作为名租了一个房子一个人住。后来别人给我介绍对象，我跟人家谈时，我告诉她中央台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都是假的。她没反对，回去后她跟家里说了这个事，她家里一百个不同意，就这样，这个事又吹了。第二次又是类似的情况，这两次后，我家里也不逼我了，但我再也不敢提谈对象的事了。因为人家都怕法轮功。炼法轮功同化真善忍却被江氏利用国家机器推上了民众的敌对面。我成了这场政治运动中众多受害者中的一员，成了很多人说笑的话柄。当时的感觉就是选择法轮功就不能拥有过正常人生活，归根结底就是江氏这个政治流氓集团剥夺了我正常生活的权利。

2000年6月份，抱着对大法的正信，怀着强烈的使命感，想为大法说句真心话。我与一位同修进京上访。到了北京，听别人说信访办已经撤掉了牌子，那里成了拘押法轮功学员的一个场所。于是我们决定不去信访办了。在天安门广场，我们认识了许多全国各地的功友，他们都是冲破层层阻力来到北京的。有老者，有儿童。有带着孩子的妇女，有学生等等，各个阶层各种年龄的都有，在广场停留的那一天，亲眼看到大法弟子站出来证实大法好而被遍布广场的便衣特务警察残酷殴打的场面，哪怕七八十岁的老人和怀抱小孩的妇女，它们都不放过。这就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表演的一幕幕“文明状态”。

那天早上八九点钟左右，我们一行陆续来到广场，当人多的时候，几个功友拉起了“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我见了也随即跟他们站在了一起。这时，便衣特务见了便如狼似虎的扑了过来，夺横幅的，打人的，特务好不容易把横幅夺到手时又被一位老太太抢了过去，特务气急了，拼命地殴打老太太，我怕老太太打坏了，连忙用身体挡住了她，特务拼命地对我拳打脚踢，随即众多的同修把我们围了起来，特务们更加气坏了，连忙叫了好几辆警车把同修们一个个连拉带拖的打上了车，抬上了车。这时，证实大法的声音在广场上接二连三的响个不停。游客们止住步静静地望着这一切，我看见一位加拿大的男人眼圈湿润了，他在擦眼角的泪花，我不由也辛酸起来，哽咽了好一会儿才制住内心的伤感，跟着大家喊了起来。我们被带到天安门派出所，进门都要被警察踢一脚或打一拳，并被非法搜查盘问，我们都不说地址姓名，它们没办法把我们关进派出所后面的巷子里，稍有反抗就遭毒打。很多同修面部都被打青了好几处。

巷子里的人越来越多，挤得满满的，我们背《论语》《洪吟》。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时，它们才把我们分批用大巴车送到各地看守所。为了掩人耳目，还把我们分开坐，好让别人错认为我们是游人。我们十个同修坐了两个小时左右的车被送到昌平分局看守所。进去后被强行排队照相，不顺从就毒打，一个学员说它们不讲理，不象警察象土匪，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居然承认它就是土匪，随即把那个同修残暴地踢打了一顿。同修们一个个被带进审讯室审问，不说姓名地址就毒打或用电棍电。我被两个男人带进了一个房间。他们开始以伪善的面孔劝我说出姓名和地址，我不说，后来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开始用拳头打我下巴，扇我耳光，踢我，打我背部，后来干脆强迫我脱下衣服只穿一条短裤，抽下我的皮带，狠狠地抽我，我硬是不说，一个男人要我跪下，我不跪，它便扯住我的头发往下拉，并扇我的耳光，我的头几乎被按倒在地上，好一会儿它才松开手，我站起来，鼻子流血了，我也不擦，就让其往下流，那人看见忙给卫生纸我擦，让我穿好衣服，我把擦血的纸装进裤兜里（怕把地弄脏了）被那人看见后便叫我扔下，我便扔了。然后它们没再打我，叫我坐在椅子上，然后出去了，我累极了便趴在桌子上休息。

一会儿它们进来了，还有一个女的，那女的说别人都说了正在等着地方公安局来接。我不相信，后一想，别人说不说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就坚持不说。半夜的时候，它们把我关进了看守所。整整审讯我六个小时，我的头发被扯掉了一些。号子里挤满了二十来个睡觉的囚犯，那个值班的犯人要走了我的便条，并要我站着到天亮，我又饿又累，真的好难受。

号里每天两顿窝头，不准随便喝水，方便、说话，睡觉侧着身子腿还伸不直，吃饭、喝水、方便之前都要谢牢头及行礼，新犯人还要背熟监规，否则挨打，不给饭吃。那个牢头简直象个土皇帝。最难忍受的就是他们那些肮脏的行为，思想单纯的我从没受过如此折磨，精神几乎崩溃。我在心里祈求师父我要出去。这一念发出的第二天，所里叫我出去问话，我如实地说了，第三天地方公安局来人把我和同修一起接到地方驻京办，在驻京办又碰到两位同修，一个是在北京同修家里被抓，一个是在信访办被抓。我们在驻京办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被送回本地。我们被关进地方第一刑事看守所。消息传到家里，家人急坏了。我被关进看守所的当天，派出所办事处一帮人就来我家抄家索要罚金八千。那种凶恶的气势把我母亲吓的直打哆嗦，脸都吓白了。父亲性格刚直，胆气足，据理力争。那帮人说不交钱就拆房子。父亲说：我儿子犯法，不是我犯法，房子是我的，你们没有权利拆。况且做庄稼的能有什么钱呀！那帮人无言以对，但不肯作罢，坚持不给钱就拆屋。后来是一个亲戚找上面领导才解了围。

我在一看的第三天，亲戚就带着政法委书记和国安大队警察来看我，要我写保证不炼马上就放我出去。我说：“炼。”亲戚说，如果你不改，就会被劳教五年。我狠狠心说：炼！亲戚气坏了，一行人只得弃我而去。后来又有两次劝我，都被我拒绝。

在号子里，我向犯人讲真相。在看守所呆了一个月时，那天所里说给我放行，走出大门，等待我的是派出所，一会儿把我送到洗脑班。这还是家里人努力的结果。家里交了一千元保证金，两千元的洗脑班学习费。在洗脑班里，每天都是恐吓威逼。看到家人痛苦的样子，我的心动摇了。那些日子，父亲彻夜不能眠，母亲急得吃不下饭，天天以泪洗面。女同修们一个都没写保证书，她们炼功就遭到毒打，有时往身上浇凉水，有时两个邪恶之徒把正在炼静功的同修抬起一米多高往下摔。24小时监控。我们经常被关进房子里，除非吃饭或方便。恶徒们欺骗大家是逐步升级的过程。放我们回家的那天，电视台也来了，拍了些场景，编了些假话，晚上就播出来了，看起来好象还真是那么回事。这就是中国一言堂新闻媒体的一个角落。

回来以后，一直受到居委会和派出所的监视。窗前时常有人张望。一旦发现我炼功就抓我，目的是想榨取钱财。派出所还经常上门询问，问我炼没炼，如果说炼了，马上就抓你，有时还莫名其妙地来搜查，一家人时常处于恐慌之中。

2002年三月，由于执著，我匆匆到深圳打工，打工不遂，在回来途中被警察查包，查出两本大法书籍，于是又被接回当地拘留所。在拘留所里每天除了吃饭上厕所，其余的时间基本就关在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关了一个多月，我和同修们绝食抗议，绝食绝水六天后，那天半夜，极度虚弱的我洗脸时，鼻子出血了，由于那几天天气很凉，见了冷水，躺下时身体便抽动起来，同修见了忙喊值班的610成员黄某和值班医生。医生说要送医院，一会儿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这时身体早已平静下来。他们要帮我打针被我拒绝，第二天早上，一名护士劝我吃稀饭，我不吃并谢谢她的好意，她就说师父的坏话，我说：请不要说我师父，我师父是伟大的。护士不做声走了。当时我也感觉舒服了好多，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助我，后来，公安局610来看我，见我瘦得皮包骨，吐痰带血，就叫家人来接我回去，家人来了开始劝我吃粥，我不吃，就强行喂我，我就是不吃，家人气急了，还打我，公安局的人看在眼里，知道我很倔。开始要我写保证，我不理他们，他们就叫我家人写，我家人说不识字不会写，碰巧村里有人也在医院看望病人，那个人就自告奋勇地帮着写了，就这样被放出来了。

回来以后，仍处于一种被监控的状态中，居委会每天都派人来我家看我在不在。派出所还经常家访，询问。派出所扣留了我的身份证，新办的身份证要我写保证就给我，并不要我出远门，为此，我的生活处于一种艰难的拮据状态。因为我炼法轮功，江氏集团几乎剥夺了我一切人的权利。

虽然如此，我还是要一如既往地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