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成喜于2000年底在北京散发真相传单被绑架到臭名昭著的北京团河劳教所，曾两次被送进“集训队”迫害，一次被无理延期10个月。在长达两年的迫害中，恶警使用了各种野蛮手段，比如罚站、罚蹲、电棍电击、强行灌食、不让睡觉等种种酷刑妄图逼迫他背叛信仰。作为所里的被“攻坚”（重点洗脑）对象，两年中他饱受了各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而不动摇，是被北京团河劳教所劫持的最坚定的大法弟子之一。

2002年12月龚成喜堂堂正正走出北京团河劳教所；同年8月不幸被邪恶钻空子，再度被绑架，到现在为止一直下落不明。

希望大法弟子和国际社会关注龚成喜的遭遇，积极揭露迫害、予以营救。

（接上文）2001年1月22日未经任何审判质证程序，我被一女警察宣布判劳教一年，我问她判我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她支支吾吾说你自己查去，我就拒绝在劳教通知书上签字。

第二天也就是2001年1月23日（除夕）凌晨，昌平看守所将我和另外四名法轮功修炼者铐上警车，押至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大兴区团河劳教所附近）。刚进调遣处的大铁门，一、二十名腰挎警棍、手铐，手拿七、八十厘米长噼啪作响的电棍的警察站两排将我们夹在中间。一人厉声称我们为某教，并强令我们服从命令，逼迫学员：从今以后站立、行走不许抬头，必须低头看脚尖，两手放于腹前；蹲（用于点名、等候吃饭、跟警察谈话等）要双手手指交叉抱后脑勺下蹲，两肘放于两大腿里侧，头扎到裤裆里，绝不许抬头，（被警察叫去时，首先要高喊：队长好。然后在警察面前这样蹲着。否则就是抗拒改造，要被电击）。走要碎步走直角。如果有人稍敢不从，这群恶警便上来疯狂电击、踹打学员。男女学员分开后，恶警逼学员念规范，并强迫写“在劳教所期间不炼功不传功不绝食不自伤自残”的保证书，每位学员都被强制写，不写就电，打骂，摁着手写……

我被分到二中队二班，每名法轮功学员都被警察指派一至二名“包夹”（即由非法轮功人员的劳教者充当），不许我们相互说话，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刚去的几天，我们被强迫每天从早到晚户外练队，三九严寒，一站就是几小时，还得高喊侮辱人格的“报告词”（每天吃饭前要喊报告词、回答警察问话要先喊报告词、练队要喊报告词，睡觉前还要喊报告词），强迫唱改造歌，遇着警察必须抬头高喊：队长好，然后立刻低头。打饭、上完厕所甚至被警察辱骂电击后必须高喊：谢谢队长。到了晚上强迫我们背劳教规范，背不会每天深夜12点多才让睡。

几天后，开始要我们劳动。即徒手往木制的一次性筷子头上裹一层纸，纸上印着“已消毒”，事实上极不卫生，患有传染性肝炎、性病的劳教人员都必须干，干活前从不让洗手，一屋40人左右挤得满满的，筷子堆得地上、床上到处都是，满屋子木头屑。（调遣处卫生状况极差，如：每天早、晚洗漱大便时间只有几分钟，常常刚蹲下就被警察叫骂着出去排队；长期不让我们去洗澡，直到发现大量劳教人员身上都是虱子，才让洗了一次澡，而那次也是将几十人一起哄进只有一两个水龙头可用的澡堂洗了几分钟；2002年夏，调遣处爆发流行性肝炎；……）

调遣处为最大限度的从劳教人员身上榨取利益，已到了几乎疯狂的程度：我们包筷子的规定任务是每人每天7500根至10000多根，从早晨6点起床开始不停地干到夜里12点还完不成，除了难以忍受的腰酸背痛之外，还要受到警察、普教的辱骂、殴打。在调遣处的一个多月，几乎天天如此。班里几名上了年纪的法轮功学员刀万辉、杨巨海、李学良、陈经建、贾林等因眼花、手脚动作已快到极限但仍完不成任务被队长强令到滴水成冰的户外坐在水泥地上干活达数小时，还完不成就剥夺他们的睡眠时间，通常只让睡三、四个小时。

法轮功学员徐化全（外语翻译，硕士，30岁左右，在分局被警察灭绝人性地用烟头烫掉一个乳头）因拒绝超时超体力的迫害性劳动，被二中队周中队长用三根电棍电击后，又24小时全身捆绑在床板上，命令包夹不让他睡觉，以逼写检查。看守徐化全的普教被特许吃小灶，加上队长背后撑腰，便肆无忌惮地辱骂、折腾徐。为了不让徐合眼，普教用橡皮筋猛弹他的眼睛、面部，令他痛苦不堪。我据理质问周中队长为何不让人睡觉时，周反倒说我在“对抗政府”。

同时，我们还被调遣处强制洗脑，调遣处于2月在大批队长的电棍包围下，强迫几百名法轮功学员集体观看给法轮功造谣的录像，并要求写认识。天安门自焚事件在《焦点访谈》播出后，我们除每晚被强行组织观看外，还要写认识。

2001年3月1日，我被从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押至北京市团河劳教所二大队。团河劳教所的主要任务是使被抓进去的法轮功学员转化（即通过长期高强度强制洗脑、精神强奸，用不让睡觉、电棍、毒打、体罚、精神刺激等手段强行使学员改变信仰，写出辱骂法轮功和拥护XX党的“四书”，并被劳教所逐一录念转化书的像，人为地把XX党和法轮功对立起来）。

同时在国内、国际社会上给法轮功进一步造谣、给镇压有理制造卑劣的借口。在警察蒋文来、倪振雄、王华等的唆使下，对我等不放弃法轮功的修炼者，除每天至少坐18个小时的儿童椅、被疯狂洗脑、中午不准和其他犯人一样睡觉、晚上比正常睡眠时间晚4个小时即凌晨2点左右才能休息（早6点之前起床）外，还对我们每人进行了连续十多天的熬夜，晚上最多时只能睡半小时，通常是整宿不让合眼，刚一打盹就被轮流值班的犯人推醒。那段时间我被折磨得几乎精神崩溃，骨瘦如柴。

犯人们在队长的授意下，可随意串班，残酷毒打体罚虐待污辱不放弃修炼者。我在班里被施以高压强制罚蹲数天，每天连续蹲18个小时以上，不准坐、起、挪动，仅有的两三次上厕所时间还要打报告，要看看管犯人的脸色。当然，这一切若不是警察支使，他们是不敢干的，因为按劳教规定这样做会被警察肆意延期。

几天后我痛苦万分，腿脚严重肿胀，鞋早已穿不进去，已不能行走。警察不但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刺激我。在班里，几个犯人围着我念栽赃法轮功的劳教所内部材料进行洗脑，我捂耳朵不听，说这是造谣，他们一群犯人便强行抓住我的胳膊，按住我，逼着我听。（有一次撅我的手指，差点就折了）。我奋力挣脱，他们就使猛劲抽了我十余个嘴巴（他们曾因我驳斥谣言而抽得我嘴角流血），并用掌疯了似的拍我的头；又一犯人抓着我的头就往墙上撞；另有犯人使重拳猛击我下巴，打得瘀紫……这种为强制法轮功修炼者接受洗脑的赤裸裸的暴力在队里时有发生，而值班的警察们个个不闻不问。

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整个160余人住的筒道刷厕所、扫垃圾等脏累活全是他们几个的。警察倪振雄说这是因为“没改造好” ──他们要把所有信仰真善忍的人改造成背叛信仰、出卖同修、出卖师父的人。如果我们不从，他们就对我们百般虐待和折磨，还说出种种这样无耻的借口。

二队警察王华常利用自己值夜班的时间找我谈话，凌晨3点半才让我睡一两个小时。在其纵容下，六班犯人常当着他的面体罚、威胁我。2001年4月，我调至五班，犯人李某积极“帮教”强迫熬夜，常对我动手动脚，当面恶毒攻击法轮功以刺激我，并无故辱骂我，我向王华反映，王华反而纵容、唆使迫害。2001年5月，二大队每天给全队人员上课，内容为由警察念栽赃法轮功的材料。我拒绝参加并绝食抗议，王华故意让一天未进食的我外出干体力活，并写材料给我造谣，说我抗拒改造。2001年6月，我被非法24小时捆绑在集训队期间，王华亲临现场，示意看着我的普教要进一步施暴。这是后来这名普教告诉我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