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7月20日，我听说江泽民要下令不让我们炼法轮功，而且全国各地许多辅导员、站长和炼功人已经被抓。我实在想不通，这样一个使人身心受益的好功法为什么不让炼，于是我和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访。谁知北京大街小巷全都是警察，见炼功人就抓，根本不许我们说一句话。第二天我就被北京公安非法逮捕，押送到了张家口，被当地公安押在一个大厅里。很多炼功人挤坐在水泥地上。第三天又被押送到河北沙城。第四天又被赤城公安接到赤城龙关镇，后又送到兴仁堡办洗脑班。在几天的辗转押送过程中公安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在洗脑班上由县司法局、公安局、城关镇的一些人放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念诽谤大法的书，强制让我们听、看。又让我们写不炼功，不去北京上访的保证。写就放人，不写就继续扣押。这时我7岁的二女儿正在家中发着高烧，大女儿念书，丈夫每天出车，饭无人做，生病的女儿无人照管，没办法，丈夫只好把正在发高烧的女儿送到我的身边。白天让我们在屋里遭受强制洗脑，孩子被关在院子里不让进屋；晚上几十人挤在一个屋子，睡在通铺的硬板床上。为了照顾家管孩子，我违心地写了保证。［注］还被强迫交学费、饭费以及一路从北京到家的路费1200元。回到家后又强制到村委会遭受洗脑，每天派专人24小时监管，还让交200元保证金，强迫买诽谤大法的书。从这以后每逢过年过节，隔三差五地赤城公安局就下令进家恐吓、威胁、打电话骚扰：“不许炼功，要炼就抓，罚款。”还威胁家人要看管好。丈夫、孩子替我担惊受怕，整日生活在如此不安的精神恐怖中，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2000年4月我县同修赵金去北京上访被抓，关押在赤城看守所，我和几名同修去县“610”反映我们炼功后身心受益的实际情况，要求给我们合法的炼功环境，并要求无条件释放同修赵金。当时公安局副局长王满林和公安局一科的高全平和我们谈了话，让我们先回去，说以后给我们答复。第二天半夜，镇派出所刘俊和村主任徐树民等三人开车到我家敲开门说：“你和我们到镇里说几句话。”到镇里后，办公室主任问我还炼不炼功了。我说炼，就被送到了公安局一科，审问了我，还给录了像。随后就把我们关进了看守所，没有任何手续和法律依据。

我们被关的号房是西房，阴暗、潮湿、狭小。我们连同犯人关在一起，十几个人在一间屋子。床上睡不下就睡水泥地上。只有早上能够见到一小会儿阳光。饭盆、脸盆、尿桶放在一起，气味难闻。每天只允许早、晚两次上厕所，男女公用一个厕所，还限定时间，时间稍微一长就有“自由号”犯人连打带骂，有的过了时间就轮不上了。

20天后，一科的高全平通知家属交钱，不交就判刑，送劳教。被逼无奈，丈夫只好交了一千元。领人时看守所又让我们交了500元。

2001年4月8日，我和21名同修去天安门证实法，被天安门的警察拳打脚踢20多分钟，强行把我们推上了警车拉到了天安门公安分局。下车后我刚走几步便被一警察从后面踢倒了，膝盖磕到台阶上，鲜血直流。我们被带到一间屋子，两个女警察搜身后又被两个高大的男警察带到另一间屋子。进去后看到了杨智利，她戴着背铐，手和脸全是黑的，低头站在墙角.一个警察说：“说不说是哪里人，不说就是她那样的下场。”我没有说话，就听“啪”的一声，他们就把我按倒在桌子上，给我戴上了背铐。我只觉得胳膊像被拉断了似的，腰也直不起来。铐子铐进肉里直往骨子里钻，这还不够，他们还让我蹲在地上，因为这样更难受。我痛得紧闭着眼，听见他们在那搅拌着什么，还在说着什么。一会感觉到他们拿什么东西让我闻，我闭着气不闻，可刚一换气就觉得有一种难闻的气味从鼻子钻进脑子、四肢、内脏。让我闻了，又让同修闻，来回有四五回。持续五六分钟。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全身象散了架似的，一下摔倒在地上。他们为了试试我是否昏迷，用穿着皮鞋的脚使劲地在我铐着手铐的手臂上碾。尽管我疼痛万分，我也没有动，没有出声。他们见我没有反应，就取下手铐拉我到了水房，浑身上下冲了十多分钟又把我拉了回去。这时屋子里已经有很多警察了。有人说：“我最恨法轮功了！”一个人说：“这个人不行了，把她扔了算了。”还有人说：“其实他们这些炼法轮功的都是有病的炼好了。”过了一会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到自己浑身是水，躺在水泥地上。手腕还有一个大紫包。警察见我睁开了眼，便把我抬到了一个三面是墙，一面是铁栏杆外面的一个椅子上。下午沙城公安把我们拉到了沙城公安局。他们问我是哪里人，我不做声，一个恶警上前左右给了我两个耳光，把我打倒在地，我当即就抽了起来。他们怕出事把我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我身体极度虚弱，需要输液，我不输液，又回到公安局。被搜走了270元钱。第二天王满林（赤城县公安局副局长）把我们带回了赤城审问。一个警察问：“谁组织上北京的？”我没有回答，他很气愤。冲上前紧了我的手铐。铐子陷进了肉里，钻心的痛，我又抽了起来。等我好些后又把我送进了看守所。这期间我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又绝食20天。所长说：“饿死自负，算自杀！”我们一边绝食一边向县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申诉我们的情况，要求无条件释放，可是没有一点音信。我们被无限期强制关押，与世隔绝了。不准家属探望，送东西。在绝食期间我们多次利用上厕所的时间要求和所长对话，无条件释放。不但遭到拒绝，而且每次都是所长调来武警把我们连打带踢推进屋里。我们摔在水泥地上、脸盆上，一个压一个，浑身是泥，浑身是水，不成样子。身上被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而且每次过后还要搜身，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一点地方都不放过。

2001年7月20日，为了抗议他们非法无限期关押，要求无条件释放，我们在背心和上衣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无条件释放被关押大法弟子”我们把写了字的衣服穿在身上。干警看见了命令我们脱下衣服，我们不脱。局长便带着多名刑警和几十名武警气势汹汹的赶来，把我们一个个从屋子里拖到院子里让我们脱衣服，我们还是不脱。于是局长破口大骂，让四名女警察扒我们的衣服。上衣和裤子被扒下。背心撕坏扒下，连内裤都让脱下，谁不脱就连打带骂，左右打耳光，用脚踢。我当时被两三个女警打。打了我多少耳光我也记不清了。女警察被累得气喘吁吁，抬不起胳膊。当时屋外站着几十名武警，我们的情况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最后我因拒绝脱内裤被戴上了手铐。我们其中有60多岁的老太太，还有17岁的中学生，都遭到了如此的凌辱。同时被戴上背铐的有十多人。还有同修戴脚镣的，钻进肉里，手腕和脚腕都肿得老高。我和女同修的背铐是一星期后才取下的，几名男同修的半个多月才取下来。戴背铐期间，吃饭、喝水都是同修喂，上厕所也是同修给解开裤子和系裤子。和我同屋的同修因为铐子太紧，疼痛难忍，整夜整夜睡不着，只好在屋里来回走动。手铐不够用都是新买的，既带锯齿又带锁，越动越紧。

当时在看守所里，干警叫一名抢劫犯当“自由号”。他可以随便进出屋子，还让他看着打饭和上厕所，他对每个人都很凶狠，经常打骂犯人和大法弟子。一次我出于善心在上厕所时叫他少干坏事，他不但不听还恼羞成怒，闯进我们号房端起盛满开水的塑料瓶子便向我的头上砸去。热水从我的头上流到了脸上、衣服和床铺上。我的脸烫得火辣辣的疼，我问他为什么打人，他又用拳头在我的前胸打了好几下。我一下晕倒在地上并且抽了起来，干警来了把我关到另外的号房里，以后他才没那样凶了。

为了让他们停止对我们的无限期的关押，11月29日我们28位大法弟子开始集体绝食。第四天他们给我们灌食。第五天家属听说我们在看守所绝食的情况和我的身体情况找县长和县委书记要人，要求带我去看病。但是他们仍不放人还让我们填写判“劳教”的表格，在填表的屋子里我又抽了起来。就这样他们仍不放人。又把我送到了小刁鄂洗脑班。到了那儿，我时而抽时而昏迷，这才把我送到了小刁鄂医院。医生见我虚弱的很，已经不成人样，说：“我们治不了，转院吧！”我丈夫找到洗脑班李金平要求到县医院治疗。他不但不让我走还和我丈夫吵了一架。城关镇怕出事担责任才把我领走。

在回家休养期间，城关镇经常派人到我家进行威胁，打电话警告：“不许炼功，外出！”并且有一个人长期看管。每天到家里看一次，再向上级报告，半年后转为暗中监视到现在。就在我这次被非法无限期关押期间，丈夫被镇上和村委会的人威胁：“你媳妇这次上北京被关，回不来了，你还得交一万元的罚金。”连急带怕的丈夫病倒在床上20多天，直到我回家都面黄肌瘦的。5月公安局三、四个人开车到我大女儿学校，把她从课堂上带走，让我女儿开门搜家。他们把我家搜了个底朝天，拿走两本大法书，连女儿剪纸用的彩纸都被抄走。从这以后，大女儿与谁都不说话，经常头痛，睡不着觉，学习成绩也由前几名降到倒数，也没有考上高中和中专。自己找到舅舅借钱要到外地念书，在给姑姑的信中说：“我再也不回那可怕的家了”。可见母亲的非法关押，警察的无理抄家和长期的精神不安给我的女儿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和打击。因此江泽民发动的这场残酷的镇压和迫害，不止是对修炼人迫害，而且对成千上亿万的家庭和亲朋好友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精神迫害。

因此我用我的心和泪写下我因坚持我的信仰——修炼法轮功而遭受的迫害。我呼唤正义和良知，不要受江泽民的欺骗，来了解法轮功的真象，早一天结束这残酷的迫害。人民需要健康，世界需要“真善忍！”

［编注］署名严正声明将归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