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1999年7月22日突然传来恶讯，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电视台及各大媒体大肆诬陷、诽谤法轮功。我一下子有许多疑问：怎么了？难道我上当了？选择错了？仔细想想师父讲过的法，难道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还有错吗？如果是错的话，那天下无理可讲。我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

于是我于2000年月去北京护法。被当地派出所带回后，把我送进拘留所，并向我家人勒索5000元。晚上10点多到的拘留所，一个姓王的20多岁的小女警对我搜身，边搜边说：你还上北京，没用。搜完后，让我到院里去双手对着脚尖弯着腰体罚，腰要蹦直不准动。这时院里已经有20多个同修在那里做同样姿势。这样一直到凌晨3点才和同修被放回监室休息了2个小时。

早晨5 点值班的警察边晃门边大声喊：起来！不准睡了！7点30分，上班的都到齐了，我和同修们都被集合到院子里。男所长姚××大声喊：谁从北京刚回来？有人告诉了他是我，他又叫到：吊起来！有恶警拿来手铐，把我双手铐在背后，吊在木桩上。院里有好几根木桩，专门吊人用。姚所长从墙上取下来一根粗胶皮棒走到我身后，狠狠地在我屁股上抽了两下，边抽边叫：我让你再上北京！吊了一会儿，我昏过去了。这时同修在受体罚。我醒来后把我放下来去审讯，审完后又让我和同修去体罚。体罚多种多样，比如双手抱头双脚跳、跑步、光着腿光着脚在地上爬。每天从早晨7点30分到中午，午饭后继续体罚，下午到吃晚饭，然后继续体罚至凌晨3点。每天最多给4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而且有的同修由于人太多床铺不够用，只能睡在水泥地上。

第三天上班时，女所长慕××和科长邢××到院里来，叫同修们都把裤腿挽到膝盖上面，说看谁的膝盖没破谁先爬。我刚来，膝盖完好，她们就让我先爬。我说：我不爬。她俩就象疯了一样轮流用手抽我的脸。抽完后说：不爬就吊起来！于是我再次被吊铐。而且这次吊得双脚不着地，吊好后又拿胶皮棒轮流抽打。它们非常狠毒地抽打我的双腿及身体其他部位。打一会儿，又抽打其他同修，让她们排着队裸露着膝盖在地上爬，有的同修膝盖已经破了流着血，也要爬，谁不爬就把谁吊起来。院子里水泥地上有许多沙粒，几乎所有同修的膝盖都流着血，地上血迹斑斑。

她们回办公室休息，就让小女警看守。过一会儿又拿着胶皮棒来到我面前，用鞋子踩我光着的脚趾，并且来回拧着劲踩，妄图让我求饶或妥协。见我不吱声，奸笑道：木头一样，没知觉，不痛吗？就又蹲下来用胶皮棒抽打我的脚趾，随着一抽，从脚趾甲里窜出一股鲜血溅在水泥地上，当时那女恶警一怔，拿着胶皮棒走了。

就这样我一直被吊着，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在胳膊上坠着，手铐慢慢陷进肉里，胳膊坠得撕心裂肺地疼，好象肌肉断裂了一样。7月正是夏季，太阳火辣辣地烤着，连疼带晒汗水一个劲地往下流，中午吃饭时，有人问要不要放下来吃饭，它们说：不用，吊着。就这样一直吊到傍晚下班。一男恶警把我放下来。这时我的双臂及手和脊椎都已麻木失去知觉。两个同修把我架进监室，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只有微弱的呼吸，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即使这样，她们也不放过，姓隋的小女警冲进监室高声喊：谁让你躺？起来！一下蹿到床铺上站着用力踢了我两脚，见我不能动，气哼哼的走了。晚饭我没有吃，但晚饭后还要体罚，她们让同修把我抬出去，放在墙根边坐着，由于脊椎麻木，坐不住倒下去，她们让我在地上躺着，其他同修仍然弯着腰双手对着脚尖不准动。恶警轮流值班，上半夜和下半夜我就这样在地上躺着，又冷又有蚊虫叮咬，直到凌晨3点多才由同修抬回监室。

被吊的第二天我整个变了样，脸肿得青一块紫一块（被打的），两条胳膊肿得象大腿，手肿得象馒头。手腕处被手铐勒出两道深深的伤口，流着血水，手臂两侧起了鸽蛋般大的水泡。同修们都去洗脸，上厕所，我躺在床上起不来，女警报告姚所长，姚到监室门口冲我大叫：起来！不起来我踢你起来！我告诉他，我双臂不能动，起不来。他就喊：拿胶皮棒抽你起来！我说：实在不能动。他就叫来两人把我从床上拖下来架着走出去，他一见我还能走，立即骂到：你还装样！接着依然让我出去体罚。黄黄的脓水顺着我的手指往下流。由于得不到休息加上伤势开始严重，生活不能自理，手抬不起来，也不能拿任何东西，吃饭都要同修喂，躺下起不来，要同修拉，翻身要同修帮着翻，连上厕所都得要同修帮忙。而且超期关押，一个半月后家人去要人，邪恶之徒又勒索了5000元的所谓取保候审费才放人。

回到家里行动还受限制。村居委会的人隔三差五到家里骚扰。经过学法炼功后，胳臂完好如初，只是手腕处永远留下了两道铐痕。看见这伤痕，永远忘不了曾遭到的酷刑折磨。这就是我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做好人受到的一段邪恶迫害。但是，在这场迫害中，有许许多多同修所经历的和正在遭受的迫害更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写出来只是希望有正义感，有善心的人们携起手来，共同抵制、制止江氏集团对一群善良的法轮功群众的这场血腥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