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18日，被淮安市清河区公安分局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籍一套，讲法录音二套，录象一套，并被非法拘留15天。9月29日，在同修家被抓，拘留17小时放出，10月3日又被恶警常书林抓，非法拘留一个月。同年11月，在我本人没有同意签字的情况下，淮阴市齿轮厂解除本人的劳动合同。12月14日常书林以核实事情为名，将我骗至长西派出所所长，送入收容所，其间被强行戴上手铐脚镣。五天后又秘密转送到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二年半又延期三个月。

江苏省句东女子劳教所可真是人间地狱，里面原关押一些偷盗、卖淫、吸毒人员，原来干警工作敷衍，很少下中队，可是自从关押了法轮功学员以后就不一样了，因为强迫一个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奖金是5000元，所以上上下下费尽心机，用尽了一切手段，妄图逼迫大法学员放弃信仰。中共十六大前后，劳教所将分散在一、二中队的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到三中队进行封闭式劫持，用劳教人员（劳教所中偷盗、卖淫、吸毒等罪错而劳教的人员，被安排来监视甚至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员，以下简称社教）看管法轮功学员，所有干警佩带武装带与电警棍。进驻三中队当天，法轮功学员陆雅琴因进组内没有报数，被恶警张燕（此人后因迫害法轮功于2003年被提为大队长）拉到值班室，同时使用四、五根电棍击打，又有男警察穿着皮鞋将该大法学员踢伤，01年3月15、16、17日，法轮功学员宋慧娟、王莉、潘汉玉、王吉平、谢丽华，凌芳芳等八、九人被恶警同时使用四、五根电棍击打，被脱去衣服用电棍在背上拖，被强迫脱掉鞋袜站在电警棍上。凌芳芳被电昏迷。参与恶行的干警有：肖剑涛队长、×队长、蒋冬梅、张燕、周英，前三个恶徒后调离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队。

劳教所让我们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除了睡觉、吃饭洗漱、上厕所，其余时间都要腰板挺直、两手放在膝盖上，这样坐着，不得说话，让社教看着，并汇报一举一动。逼着我们背队规队纪、公安部通告，接受所谓的爱国教育，完成所谓作业，否则就罚站、不给睡觉。淮安学员吴燕萍，站得两腿浮肿、不准小便、生命垂危、被地方保外就医，医院诊断为垂危病人，随时有去世的可能。她回家以后自己已不能读法，就听讲法录音，两三个月后身体得到了恢复。

刚到劳教所，我被劫持在一中队，因为我们炼功，恶警陆××用电棍电击大法学员赵三妹，导致中队大部分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1月20日，他们派人抬我去灌食，路上他们剥掉我的衣服，至裸胸，我要求他们把我放下来穿好衣服，但恶警胡晓燕不准，使我遭受人身侮辱，如果不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有真善忍的力量支撑，遭受这样的凌辱，或许会自杀。

2月28日早点名，由于我不肯蹲下，恶警蒋冬梅叫组内的人把我拉下，没有人愿意动手，她就骂人，这时有一个人表示愿意效劳，她用腿向我的右膝盖弯猛踢了一下，我被踢倒在地，开始有点疼，到中午就完全站不起来了，一中队赵指导员不让带我去医院检查，反说我是有目的，就这样我拖着受伤的右腿整整一百多天里，恶警加重迫害，多次拉我到谈话室、罚站、不给睡觉。

大约01年5月17日，三中队5组恶警蒋冬梅逼迫法轮功学员写不修炼的保证书，如果不写就不准睡觉、不准洗漱、不准大小便，因为上边有指示，转化有奖。当她看到我们还是没有屈服，就对着组里的社教们喊：你们只要叫她们写下保证书，不管你们运用什么方法，我只要结果，不要过程。她让叫到名字的法轮功学员只准穿一条内裤，一条外裤，让社教恶人谢丽芳、孙春兰、张从把法轮功学员黄红萍带到储藏室，问她写不写保证，她刚说不写，就被孙春兰推倒在地上，骑在她身上，谢丽芳按住她……上厕所时，我们看到她被打得从小腹到阴部青紫红肿，法轮功学员杜秀菊和李贵荣也遭到她们的毒打，恶人张从说，她在人身体上找到一个部位，只要提住这个部位就疼痛得受不了。由于我没有从法上认识法，那一次我也没有过好关。

什么是痛苦，违背自己的心愿做事才是最大的痛苦。当时小组内充满了痛苦，恶警蒋冬梅不准大法学员黄红萍睡下铺，不可以不下楼，她摔倒在地上，恶警反说她装的，这个小组被痛苦窒息，我心里暗暗地叫着师父，我们怎么办。第二天，恶警让黄红萍吃药，黄红萍不吃而要求上医院检查，她冲出了组门，这个事情曝光了，后听说这个恶警蒋冬梅写了一个星期的检查，调离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队。

黄红萍被打事件发生以后，表面上好象是处理了，可是真正的打人凶手张从并没有处理，最后还减刑了。

他们还利用此事诱骗对大法认识不足的学员，那时正值政治流氓蔡朝东窜到句东劳教所来招摇撞骗，瓦解大法学员的意志，他们编造假经文。坚强不屈的大法学员大多数被拉到别的大队遭受所谓的攻坚，被攻坚的大法学员都受到非人的虐待，由四五个恶人看住一个大法学员，每天要完成他们指定的所谓作业，否则不给睡觉、罚站，南通大法学员王吉平，被罚站，腰部不能坐起翻身；无锡学员梁爱英，在中共十六大期间被攻坚，被电棍电，后不给她睡觉，叫她站在尿桶边上闻臭味，不给她大小便。

师父在《窒息邪恶》的经文中已经阐述得很清楚，我跟师父走，我绝不会“转化”。当然他们也不死心，用所谓的高血压叫我吃药，我在这些方面坚决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不给邪恶钻空子。恶警洪鹰叫岗楼打我，我就发正念抵制邪恶的一切命令。有一次，恶警张燕叫七八个把干警把我拉到她负责的组，叫我写下什么悔过书。我心里说，师父能允许他们这么猖狂吗？瞬间七八个干警拉我的手同时松开，张燕又叫社教人员来拉我，同样我心里一求救师父，这些人同时松手。真的体现了大法的威力。

还有一次，在我劳教快要到期的时候，晚上七八点钟，突然恶警要我到大队办公室去，我跟值班的干警讲：我不下去，今天不管什么事，我坚决不下去。组长就叫组里的社教抬我下去，我说：你们最好不要动我，我不准你们动。一个社教讲：其实我们也不想抬你，我还没抬你，心里在抖，我们也怕你，你自己下去。我说我不会下去。组长逼着她们抬我，那时我已经几个月吃不进饭，人瘦得很，我只好高声叫了三声师父，然后打出立掌，发正念。她们抬得我离地很低，刚抬出门，一个干事就讲：放下、放下，杜明亮这么大年纪了，回组。事后，社教蔡金萍讲：看来这是真的，你一叫你们师父，干事就叫放下，每次抬人，那个干警都讲“抬”，哪有象这次叫“放下”的？我们信了、服了。就这样我在师父的呵护下，于2003年9月15日走出了劳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