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我和其他三名大法弟子去北京证实大法，被河北张家口市万全县公安局绑架到公安局刑警队，在被非法审讯过程中，遭到刑警队长张存兴的毒打，并从我身上搜去600元现金。后被关进看守所折磨了一个月，并且被公安局非法罚款3500元，伙食费收去350元。乡政府又罚去4300元，收款人封振志。

我回村后，又遭到乡村两级人员的长期监控，村治保会雇用的村民黄万成、金永富经常跟踪盯梢，村支部书记邹万明、治保主任温允英还经常向乡里打小报告，造谣诬陷大法弟子。2000年3月，把我们五名大法弟子非法关押到村委会，不准回家，逼着让我们写悔过书。由于我们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坚决不写，恶人气急败坏。治保主任温允英恨的咬牙切齿的对我们说：“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随后乡、村干部狼狈为奸，在党委书记崔万高的幕后操纵下，派遣政法书记封振志、派出所所长史建新等人，把我们四名大法弟子绑架到乡派出所，罚我们在院里站了七八个小时，而后进行了非法审讯。审讯时，史建新对我大打出手，左右开弓的打我耳光。并用电棍电我的嘴部。第二天下午，把其他三名法轮功学员每人罚款1000元，我被送进看守所非法拘押半个月，收去伙食费380元。

之后，每到乡里官员所认为的敏感日，他们就把我绑架到乡里关押，不给吃饱饭，专叫干重体力活。关押时间少7天，多则半个月。不到一年我就被乡里绑架了五六次。

由于江泽民的妒忌，不断的诽谤大法和我师父，2000年12月28日，我再次去北京证实大法，12月30日被北京恶警绑架，送进朝阳区看守所，受到了百般折磨。恶警指使刑事犯把我的衣服剥光，逼着我面壁下蹲。晚上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什么铺盖都不给。还用酷刑“飞”来折磨。并从我身上强行搜去100元现金，抢走手表一块。

2001年1月10日深夜1点，我和本乡的三名大法弟子被强行押回乡政府。当时乡里正办洗脑班，我刚一进屋，就被民政助理黄占彪一脚踢得跪在地上，并伙同粮食助理张万军毒打了我们一顿。整整罚我站了一夜，第二天把我送到县看守所。

我被押回乡政府后才知道家里已被非法抄查，从家里拉走一大卡车生活用具、家用电器，价值7000多元。更恶劣的是派出所副所长武永贵从我家抢走3500元的存款折，未经户主同意，强行从信用站非法取走。简直就是一群土匪强盗。这次几乎把家里抢劫一空。电话被乡武装部长龚喜汉给切断拿走，还指责我丈夫说：“这次你要负完全责任。”这次负责抢劫抄家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县法院副院长李占清，幕后指使人乡党委书记崔万高，参与人政法书记封振志、乡长杜天宝、派出所副所长武永贵，还有村干部。

2001年农历八月十八，本地不法人员和高阳劳教所互相勾结，我再次被绑架到高阳劳教所。恶警先把我铐在死人床上，铐了两天。放开后，我几乎全身不能动弹，据高阳劳教所内部透漏，江泽民规定，转化一个大法弟子，恶警得奖金5000元。他们为了争着得到这不义之财，丧尽天良，失去理性，绞尽脑汁地用各种酷刑来摧残大法弟子。尤其是胡大队长、杨大队长、岳队长（女）、马队长（女）、王大队长（女）、李教导、潘主任、刘队长（女）更为邪恶，很多大法弟子都被他们折磨的九死一生。他们每到夜深人静时，就象鬼一样，把大法弟子拉到野外吊铐或活埋。我们都是一个人被关一间房，我为了抗议他们的非法绑架和残酷迫害，绝食抗议94天闯出了魔窟。在我丈夫接我回家时，他们见迫害不到我，就敲诈勒索我丈夫700元现金。

四年来在恶人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中，我仅经济方面就被非法勒索走24,750元，给家庭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江泽民以及各地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罪责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