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亲友给我一本《转法轮》，告诉我这本书能让人找到真正的幸福。我抱着好奇的心理看了进去，书中朴实的语言揭示了浩瀚宇宙无穷的奥妙，埋在心里多年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就通通得到了答案！忽然间明白人生真谛的我真是难以形容的激动！我开始走入大法修炼中，在不断的看书学法中，不断明白更多的法理，心性在提高，境界在升华，也不断地体悟到大法的殊胜和美妙！我沉浸在身心净化的喜悦中！

1999年7月21日，当听说某些地区的大法学员被抓、被关押的情况时，我们本着善良的愿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到市政府请愿，想反映我们修炼的实际情况，希望政府能改善法轮功学员的炼功环境。想不到市政府门前接待我们的是公安、便衣，根本没有人听我们反映情况。随后就有一队队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坐着警车来了，包围了我们。公安人员在四处巡逻，扛着摄像机的便衣对我们进行了地毯式的录像，还有人拿着照相机对我们拍照。在这样的情势下，有的小孩子被吓坏了，我10岁的女儿和另一个学员5岁的儿子就自己搭车回家了（两天后的“焦点访谈”节目中还录有他们的镜头）。几年过去了，他们还是心有余怵。后来开来了几辆公共汽车，强迫我们上车。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学员受到了很粗暴的对待：被拉、被拖、被推、被打，有的人被打伤了，有的人被抓走了。我们被带往一个中学，那里有更多的武警早已等候多时。在戒备森严的中学食堂中关了约2千多名学员，我们静静地看书学法，等待来自上面的消息。那些武警大多不知法轮功是干什么的，好奇地看着我们。后来开始叫一些辅导员出去开会（公安掌握的名单，因各个炼功点都有公安的卧底）。一直没有结果，最后把我们这些一般学员（不是辅导员的）分片区集中到各个教室，叫我们填表：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住址，说是代我们向上面反映情况。当时我们都很天真，认为政府会认真听取我们的意见，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每个人都很认真地填写了表格，哪知这成了以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第一手资料。直到下午5、6点钟才允许我们离开。事后知道，那些辅导员被带到各派出所，直到晚上12点后才由单位领导或家人写保证后离去。

随后一天，即7月22日，公安部、民政部颁布了所谓的处理决定；电视、广播、报纸铺天盖地的抛出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栽赃事件，恶毒的谎言一遍遍地充斥着人民的视听神经，很多人被打懵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一夜之间好变成了坏、善变成了恶？！慈悲伟大的师父也被诬陷！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感觉好像“文化大革命”又回来了。我在深思着，更多的人也在深思着。虽然修炼时间不长，但我坚信大法，坚信修“真、善、忍”没有错！当天夜里1、2点钟，我被震耳欲聋的敲门声惊醒，雪亮的探照灯照得人睁不开眼，原来是派出所的人找上门来。他们问了一些有关炼功和到市政府上访的事，我都如实回答了。看着我睡眼惺忪的样子他们知道也问不出什么，就叫我第二天带上书和炼功带去派出所。第二天，我带了本《转法轮》去了派出所，负责管我的片警详细地问了我的个人情况、家庭背景、修炼情况，做了笔录。他拿着《转法轮》看了很久，大概是在考虑怎样做我的思想工作。最后他说，他并不反对个人信仰，只是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名利更重要，不要太幼稚了，等等。以后的日子，他们时不时地到我家，询问我的各种情况，我每次都坦诚地告诉他们。有位小保安甚至对大法很有好感，说将来也要学。随着江××政府对法轮功迫害的升级，派出所对我的监控也越来越严，经常叫填一些表格、表态，主要是保证不到北京上访。到了他们认为的所谓敏感日，他们会天天到我家等候，直到确认我没去北京才离去。很多时候，他们看到我都不好意思。

到了2000年的下半年，形势愈加严峻，要我表态放弃修炼大法，一次次地索要我的个人简历，写对大法的认识。由于我的抵制，我成了“名人”，来自“610”的高压，使他们对我很恼火，针对我的迫害也在升级。2000年11月14日，江××到我市，那天街上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我晚上9点随两个同事回到家中，派出所的保安早已等候多时，说所长要找我谈一下户口本的事，叫我去一趟。我说天晚了，明天再说。可他们不同意，说必须今天去。我当时并不需要户口本，这只不过是他们编造扣押我的一个借口，我断然拒绝了他们：你们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凭什么让我随叫随到？不一会儿，派出所的大队人马就开着警车来了，带了传票，我签字后将存根交给了同事，心想跟他们走一趟也不会有什么事。在派出所里，工作人员展开了车轮战，叫我识时务，不要太傻了，目的是让我写“不炼功”保证。后来他们都休息了，我被强制扣押在派出所。深秋的夜里天很凉，我穿着单薄的衣衫坐在走廊上，只感到心寒：我们的国家怎么啦？五千年的文明却任由当权者公然践踏法律、扼杀思想和信仰自由；我们的人民怎么啦？一个产生过无数仁人志士的民族却对这么多好人遭受的不公无动于衷；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些拿着人民血汗钱的警察就可以抛却良知和残害人民的事而心安理得？！

后来得知，邻居给我送来衣服、被子都不准给我。夜里2点左右，警察叫醒了我，软硬兼施逼迫我写保证。天明，他们叫来了公司领导，派出所相关的工作人员都来了。气氛很紧张，就是要求写保证，我坚持不写。到了晚上，在区“610”的指使下，我被送到了看守所，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拘留15天。我啼笑皆非，不知自己“扰乱”了哪条治安管理条例？如果不违背自己的信仰就是犯罪，那《宪法》还规定什么“信仰自由”？如果信奉“真善忍”说真话就犯法，那是不是“假恶斗”才受政府和法律保护？

看守所的警察很恶毒，在我面前诬蔑大法和师父，墙壁上也贴满了触目惊心的栽赃大法的图片、资料和标语，一片肃杀之气。每个仓都关有大法学员，不准炼功学法。和我同仓的是一位叫阿珍的同修，我们悄悄炼功，一旦被保安发现就会把全仓的人吵起。犯人们都已接触过很多法轮功学员，对我们很友好。仓头告诉我有位金阿姨因炼功被戴上脚镣，又关禁闭室，警察打得她血流满面她仍然乐呵呵的面对他们。“610”的人和一些监仓狱警很恶，男仓狱警就指使犯人狠打大法学员。一位男狱警就当着我的面说：我就是叫他们狠狠地打，看他还炼不炼”。“610”的人总是把法轮功学员单独叫出去，用围攻或车轮战，或一对一，采取威逼、利诱、恐吓、羞辱、强迫看诬蔑大法的书、报等等手段，来打击你的正信，摧毁你的意志。后来我的婆婆得知我关押的消息从几千里外的内地赶来，“610”抓住这个机会换了一位女警（好象是我的同乡）来做我的工作，向我展开了强大的亲情攻势，单位的同事、朋友都被允许来看我，还可以自由打电话。他们恐吓家人说，如不写保证就会判劳教三年。我的婆婆终日泪流不止，茶饭不思。由于我对情的根本执著不放，又不堪忍受看守所里恶劣的环境，我妥协了，违心地写了“保证书”。

出来后，我仍然学法炼功，可内心的痛却是任何人体会不到的：为了开脱自己获得暂时的安逸，我做了一个大法弟子最不应该做的事！“610”也并没有因此而放过我，派出所、街道、居委会、管理处上门谈话、写认识，进行搅扰、监控，让人烦不胜烦；也不时到公司调查我的动态，节假日要求不得离开住地，甚至要我把户口迁往别处，等等。同时，我身体出现“疥疮”消业现象，除了脸部以外，可谓“体无完肤”，整日奇痒无比，根本无法入睡，只有炼功时稍好一些。更甚十倍的是我对师父与大法不敬的罪恶感，心灵深处的愧疚、自责，使我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都不配修炼大法。

我知道自己不能放弃大法修炼，哪怕从头开始，也决不失去这万古机缘！正好这时公司搬迁，我也搬出了所在小区。派出所知道后，打电话让我回去说清楚，否则要取消我的户籍，我没有理会。就在我痛下决心后，我身体的消业也结束了，一夜之间皮肤光洁如玉，好像从来没有长过什么一样。

邪恶的迫害还在升级，不断传来昔日同修被抓到看守所、洗脑班、劳教、判刑的消息，电视、报纸还在肆无忌惮地编造谎言，煽动无辜人民对大法的仇恨，欺骗世人。我无法再躲着修炼了，我决心走出去，走上天安门，要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法轮大法是正法！

2002年3月20日上午11点左右，我终于来到了天安门。那一天的北京被沙尘暴所笼罩，黄沙漫漫，大白天路灯、车灯都开着，能见度很低。路上车辆、行人稀少，但天安门仍有许多观光的游客和旅行团。在金水桥前，我打开了自己写的代表我心声的横幅：“法轮大法好！，向天地苍生发出了最深切的呐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

我被警察抓住，拖进了停在金水桥侧的警车里。警车内装有先进的闭路监控系统，对过往行人进行监视。我被带到天安门广场侧的天安门分局，被搜了身和包，没收了照相机（后来退还给了我），关进铁笼子里。那里已经关了6个同修，都是从全国各地来北京证实大法的，为了抵制迫害，我们都没有报姓名、地址。一见面大家就象亲人一样，开始交流修炼中的心得。后来又有两位同修被抓进来，他们都挨了打，那位女同修还流了血。到了大概6、7点钟天黑的时候，警察骗说是带我们去吃饭，把我们押送到了昌平东城区看守所。我们被分别带往各个审讯室，两个警察审问一个学员，主要是问地址和姓名，好送回当地迫害。审问我的是一高一矮两个警察，高的很凶，扬言我不说就打，甚至说应该把我们都枪毙。矮的较温和，其实也是他们的伎俩，为达到目的而已。到了10点多钟，我实在太疲惫了，又想上厕所，可他们不让。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们才勉强同意，后来看实在没有结果才将我送往监仓。又是一番搜身、折腾，到监仓已快12点了，我一倒下就沉沉睡去。

一觉醒来已是天明，值班的犯人指着我就说：“新来的法轮功洗厕所”。身边的同修看我摸不着头脑就说帮我做，可那个犯人不同意，上来就打。一开始是抡拳袭击她的背部、胸部，后来又用脚使劲踹她的大腿、臀部，而她一言不发默默地承受，我几次想起来阻止她的恶行都没有做到。后来犯人在我面前诬蔑师父，我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对她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师父，这对你不好。”她不由分说地打了我两个嘴巴，不解恨过一会又来抽我一嘴巴。同仓的另一个犯人实在看不下去了，起来拉住了她，说她“别人法轮功都是那样好的人，凭什么打别人呀？”她们发生了争执，吵到了管教办公室。下午来了一位小张科长，找借口惩罚了那个帮我们的犯人，罚她在走廊里“背飞”2小时。原来，管教给她们开会，鼓励她们打法轮功学员，打得越厉害减刑越多。一开始她们不明白也打，后来看到法轮功学员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再也打不出手了。那位同修是2月28日在天安门打横幅被抓的，刚进来时因不穿囚服，管教指使犯人打得她遍体鳞伤。几天后她的判决下来了，是劳教2年。当时就有犯人哭了，说这是什么世道啊，好人被判刑，我们出去也炼法轮功。听隔壁转来的董阿姨（北京同修）说，那边关着的一位60多岁的同修绝食3个多月，灌食时牙都被撬掉了，人瘦得皮包骨；另一位杨阿姨判劳教3年，转送了好几个地方又回到了这里。她们都是在天安门打横幅抓来的。说出姓名的大法弟子就被送往当地迫害，但对外面和犯人却说放了，欺骗世人。因为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多少善良的人被冤枉！就因为要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多少大法弟子忍辱负重、历尽艰辛！

8天以后，当地派出所把我带了回去。走时，北京看守所的人对我说，你本来就应该送到大西北去，我们放了你一马。派出所认识我的警察和保安看到我都尽量回避，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无辜被迫害的。那个张教导员对我说：“我们也不想抓你，是上面的指示。”傍晚时分就把我送到了看守所。监仓仍然是原来的管教，她因接触过很多大法弟子，对我们是同情的，她对我说：“这次不会那么快出去，要作好准备，节省用钱。”“610”规定每个监仓关一个法轮功学员，害怕法轮功学员在一起交流采取的隔离措施。这期间，“610”的人来提审过我两次，要我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我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我没有犯法，只是依法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受法律保护，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不得已走上了天安门，因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那里，信访办也在那里，希望他们听见我们的心声！

2002年5月13日，也就是一个半月以后，我被转到市收容教育所强制参加所谓的法制学习班，即洗脑班。其实这个所谓的“班”连教室都没有，也见不到其他学员，更不知道她们的情况，既不上课，也不学习，除了诬蔑法轮功的资料，其它书一律不给看，每天关在房间里。我被分到三中队。三中队有生产任务，犯人们每天劳动十一、二个小时，有时还要加班加点。住宿条件很恶劣，不到30平方的房间通常要住三十多个人，有时甚至是四十多个（上下两层），除了床基本没有什么活动空间。繁重的生产任务，有限的洗漱时间（每天洗澡洗衣服只有15分钟时间，只几个人共用一个水龙头，刑事犯为争水龙头经常发生吵架斗殴事件），房间内的被褥从未洗过，污溃斑斑，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有些保安、狱警从走廊过都要摒着呼吸，甚至捂着鼻子。更恶劣的是全队二、三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卫生间只有四个蹲坑。洗澡洗衣服也在里面，有许多犯人由于拿不到厕所牌无法上厕所，尿裤子也时有发生。十天半月不大便是常事。到了晚上10点关闭房门，只能在房间的塑料桶里大小便。在这密不透风的污浊环境里，冬天还好一点，夏天就象蒸笼，几乎人人都长了痱子，不但背上、腿上，连脸上都长满了痱子，得严重皮肤病的人更是比比皆是。基本上每个房间关押一名法轮功学员，床位都是在靠近门便于从铁门外观看的地方。我一到恶警就指派了四个犯人夹控我，其中一个是脱产，寸步不离地跟着，其他三个晚上轮流值班。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建立了专门的记录本，由夹控犯人纪录我们的一言一行，有严格的交接班制度，每个值班犯人都必须签名，每天早上交给队长过目。这些犯人被要求随时反映我们的情况，以便“610”抓住我们的弱点及时进行所谓的“转化”。

中队队长主抓迫害法轮功学员，因为利益驱使，其他狱警也不遗余力，三、五天召集夹控犯人开一次会，交流信息、经验、传授新的监控措施和办法，为达到“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目的，使绝了招数。在这里不准炼功，不准盘腿坐，不给看书报等任何文字性的东西（即使有也不能看），不卖纸笔给我们，如果写信须申请，要在旁边监视你写什么，写出去的信要层层审查，还不一定能寄得出去（我曾给父亲写的信他就一直没收到）。寄进来的信也得层层审查，如果不合他们的胃口也不给你（我女儿曾写过两封信都没给我）。平时房间要锁门，洗澡、上厕所要先申请，批准后才能去，吃饭由犯人送房间，平时不能站在窗口、门口，上厕所时不能靠近房间走，等等等等。除了夹控我们的犯人，其他人一律不得与我们讲话，也不允许搭理我们，不得与我们交换食物、用品等，要犯人们与我们同居一室而又形同陌路，一旦违反被发现或其他犯人举报，轻则斥责、体罚，重则打骂、取消减刑或加刑。曾经有一个犯人因和我多说了几句话被队长看见，队长指使大小组长把她拖到库房毒打一顿，惨叫声整个中队的人都听见了。在这种高压下，很多犯人心灵严重扭曲，为了达到减刑早日出去的目的而不择手段讨好迎合狱警。而最能讨好的就是和法轮功学员沾边的事，所以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都在几百人的监视之下。这一切举措都无文字依据，狱警们也不敢告诉我们，而是指使犯人暗中进行。当我质问队长，对我们的所谓管理都是非法的，你们凭什么这样做？她先是抵赖推到犯人身上，而后又说国家对异己分子从来都是打击的。我告诉她：我们从来就没有反对国家、反对政府，我们反对的只是江氏独裁集团对法轮功的错误决定，我们只是希望享有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劳教所起床、睡觉、出操、洗漱、X见、上下货构、看病等事事都要点名，要求我们法轮功学员也要参加早晚点名。为了抵制迫害，一些学员不参加点名，狱警就处罚她们整日关在房间里。点名时要求学员都蹲下，我不蹲下她们很恼怒，把我叫到办公室训斥。我不卑不亢地告诉她们，我没有犯法，我关在这里是受迫害的，我的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决不蹲下，否则我不参加点名。那位副队长气急败坏地说：“我们拖也要把你拖下去、抬也要把你抬下去！”我正告她：“如果你的职责允许，请便。”自此我不再参加早上的点名。

中队的饭菜很差，青菜、萝卜等加水煮。有钱的犯人都在所里小卖部买方便面、饼干等加餐，而小卖部的东西都比外面商场贵一倍左右。我们也在小卖部买日用品、食品等。由于管理不善，收教人员的资金安全得不到保障。进所时每人的现金都打入个人储值卡（不记名）中，买东西时由大组长带卡到小卖部结算。由于管理不善，被X刷卡现象难以发现，很多人直到解教结算或下次上钱时才发现钱少了，但往往时过境迁，难以查起，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我的卡就在睡觉时被看管我的犯人偷换去用掉了六百多元，直到她解教后我再次上钱时才发现。队长听到这个消息，却对我说：“你们都到了强盗窝里，还不知保管好自己的东西。”她难道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失去了一切权利，有何能力保护自己？明知道这些犯人不好却利用她们监管我们，相信她们的所谓汇报，用坏人管好人，这难道不是黑白、好坏、善恶颠倒吗？！

为达到“转化”我的目的，中队的每个狱警都找我谈过话，有的温和，有的强硬，有的“语重心长”，有的“色厉内荏”。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平和地向她们讲道理，表明自己坚修大法矢志不渝的决心。有一次那位副队长就恼怒地说：“你不转化就要关十年、八年，你的青春就在监狱里度过了”。我笑了笑，对她道：“哪怕是一辈子，我也无怨无悔！”是的，那些追名逐利的人永远也无法理解修炼人！刚入所时犹大谭××也找过我，对于她的歪理邪说我针锋相对，她就再也没有来过。也许是我的坚忍，也许是我的理性让她们没空子可钻，在三中队8个多月的时间她们找我谈话的次数屈指可数。时间一长，开始采取高压。她们召集夹控我们的犯人和大小组长开会，叫她们给我们施加压力。于是这些犯人就在我们面前，好一点的会说：“姐，你何必在这里受苦呢，赶快写完保证回家吧。”恶一些的就冷嘲热讽：“这些女人（指大法弟子）好心狠，自私，为了自己修炼，不管孩子，不要丈夫，抛弃家庭和事业，一点责任心都没有，还做好人呢。”有的吸毒犯人更是恶言恶语。其实她们不明白，如果不是这场邪恶的迫害，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安居乐业，在社会上、在单位里、在家庭中都是最有责任感的人。可现在却要我们放弃“真善忍”转化，转化到哪里去呢？只能是不真、不善、不忍！难道政府的用心就是把人教育成这样的？！

据说每个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由“610”拨款5000元/每半年，供劳教所开支。

2003年1月29日，春节前夕，我被转到专管中队五中队。五中队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仍然是一个房间关押一个大法学员，安排四个犯人24小时夹控，除了经批准上厕所和洗澡，其余时间都被锁在房间里，即使是“非典”期间和酷热的夏天，房门也不给打开通风，平时也没有放风的时间。犯人们一送到这里就被告知，法轮功学员都是精神有问题，会杀人、自杀，要象牛马一样把她们看牢，否则出了问题要加刑。这里莫名其妙的规定更多，为争取减刑博得狱警欢心，犯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也更严重，打小报告、诬陷法轮功学员的事经常发生。狱警更在中间挑拨离间，其目的是混淆视听，让犯人们仇视我们。她们也是不定期开会，详细汇报、分析我们的一言一行，制定新的监控措施，无所不用其极。有几天，狱警对我特别“关怀”，又是送牛奶、水果，又是“无微不至”地“嘘寒问暖”，强烈的反差让人不知所为。后来进来早的犯人告诉我，基本上每个法轮功学员都享受过这种“待遇”，如果不转化也就不搭理你了，甚至说你把“好心当成驴肝肺”，象哄小孩子一样。这也许就是报纸上宣传的“春风化雨”吧。为了煽动仇恨，甚至造谣，说法轮功学员不转化会影响其他犯人的身心健康。而在前来接见我们的亲友面前又说，和犯人长期关在一起使我们的身心受到了损害。而这一切我们都被蒙在鼓里，犯人们则经常被训斥得无所遵从。我问队长：如果你们所做都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明文规定，何必这样偷偷摸摸的？她无言以对，只说：“我们都是为了你们好。”为我们“好”就是非法剥夺我们的人身自由，强制改变我们的信念，肆意践踏我们的尊严和人格，叫我们有家不能回、有工作不能做、有孩子不能照顾、有老人不能赡养，天下还有这样的理？！这样的强盗逻辑居然还大行其道，可见江氏集团对全民的精神洗脑是多么的可怕，它颠倒了最基本的是非、善恶标准！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610”及其追随者早就凌驾于法律之上了。他们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却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相反还能得到高额奖金和提升！据说副所长就是因为转化法轮功学员有功被提上来的。这场完全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迫害，一切都是见不得人、怕曝光的，对“真善忍”的迫害，助长了“假恶斗”的盛行！

今年4月“非典”流行，也开始陆续释放关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可中队狱警却对犯人和我们说，他们被送去劳教了，仍在欺骗不明真象的人们。6月20日我也得到了释放，他们没有通知家人和单位，而是由“610”的人把我直接送到了街道办事处，然后送我回住地。历经1年零3个月的监禁，我终于自由地走在阳光下，再没有人经常监视。看到路上熙熙攘攘的车流人流，我明白还有一段不好走的路……

在这一年多的非法关押中，我的家人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父母终日为我担惊受怕，女儿也变得郁郁寡欢，姨妈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病倒了，其他为我忧心的亲友不计其数，在最初的一年里，不许亲友接见、通电话，通信也受到阻碍，家人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整日提心吊胆，那种投诉无门、绝望无助的情形可想而知了。

四年半过去了，邪恶的迫害仍在继续，多少大法弟子还关在黑暗的洗脑班、劳教所、监狱里，多少善良的人还在受着谎言的毒害，多少无辜的生命还不明真象被蒙蔽！在这场空前的劫难中，我的经历只是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中最普通的。揭露迫害的目的是为了抑制邪恶，让全世界所有正直的人都来了解这场迫害的严重，共同制止仍在中国发生的暴行，让“真、善、忍”的精神早日自由地飘荡在华夏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