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6年有缘喜得大法，得法前，我浑身上下有多种疾病，肺结核、慢性附件炎（妇科病）肠结关、关节炎、胃病、头晕等。自打修炼大法后，在短短几个月，身上所有疾病一扫光，彻底摆脱了病魔的折磨。而且多次遭车祸都是有惊无险。是师父重新给了我生命，对师父的高德大法，慈悲苦度，我真是不能用语言表达，我衷心感谢师父！

99年“720”，对法轮功的打压开始了，当时由于自己对法认识不足，理解不深，被江氏流氓集团莫须有的罪名打压和迫害迷惑了，我曾犹豫，不知所措。直到2000年12月，我从同修那里看到明慧编辑部文章“严肃的教诲”，与同修共同切磋，我的心一下开朗了，明白了大法弟子此时应挺身而出，维护大法，证实大法。特别看了大湖区讲法后，我为自己没有走出来证实大法，感到无地自容，也坚定了我要进京证法的决心。

2001年元月，我踏上了去北京的征途，沿途受到了四次盘查，要身份证，都在师父的呵护巧妙安排下顺利到达北京。当时，我只有一念天安门广场，哪怕下刀子，我也要进去证实大法，还我为大法讨公道，为师父讨回清白的心愿。到北京第二天，我揣着传单和横幅来到天安门广场，当时，天安门内外都是便衣警察，我拿出横幅刚要打开，被两个恶警发现。恶警不由分说，拽着我就往警车里塞，刚进车门，车里面一个警察拿电棒照我头部猛击四棒。我脑袋上立即串起4个大包。然后恶警把我拉到广场附近派出所。那里已关有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还师父清白”的呼声，此起彼伏，声音震撼云霄。此时此刻，我再一次感受到师父的伟大，大法弟子的伟大，看到那种场面，我又一次流泪了。来北京证实法的年龄小的有十几岁的小姑娘，年龄大的有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中午我又被送到台湖区派出所。三个警察轮流看着我，我趁机向他们讲真相，把江××欺上瞒下，制造谎言的事揭露出来，讲大法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把他讲得口服心服了。警察说：“我给你倒水喝，喝了水再讲。”晚10点，警察想把我们五人送回家，在走到沈阳高速公路上，扔下我们不管了。我们五人切磋，只要法没正过来，还要二次进京。天明我们截了一辆汽车，回到了北京。元月2号，我自己写了一横幅，随着游客进入广场，快到升国旗的地方，我快速将横幅打开，喊出：“还大法清白”“法轮大法好”，旁边站着的警察听到，跑过来抢走横幅，又上来两个警察拧着我的胳膊，按倒在地，我又爬起来喊一声“还师父清白”，喊完，我已泪流满面。

最后，恶警又将我塞进车内，带往朝阳区看守所。路上，我与其他同修一起背《洪吟》、正法口诀。在那里，大法弟子不配合邪恶，有的弟子脸被打肿，衣服扒光搜身，被用洗脸水浇身子。进去第一天，我坚持炼功被发现，叫我蹲天墙根子。因我不吃号饭、绝食，恶警将我的外衣扒掉，穿着皮鞋用脚使劲往身上踢，拳打脚踢，打得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好地方，一直打一个多小时，说不吃就打，折磨我快不行了才住手。打后又给我插管灌食，我看到几个绝食的弟子身上扒净光，胳膊、腿绑在连椅上，人成大字形。防止喊叫，恶警用胶带贴住我的嘴。我和五个大法弟子衣服被扒光，反绑着胳膊，赤着脚，被弄到6楼去灌食（辣椒水）。非法关押的还有清华的大学生，她被非法判四年。

二十天后，我又被带到朝阳区小宏门派出所。在那里，恶警罚我坐三天二夜，不让睡觉，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我后被淮阳驻京办事处任伟、赵继山带回淮阳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有一次，我坐床上发正念被副所长王培栋发现，王培栋领几个恶警气势汹汹进号，伸手对我劈头盖脸的打了几个耳光，随即叫犯人给我砸上脚镣，叫两个犯人拉着我趟镣。我双脚被磨出血来，秋裤粘到脚脖上，一直戴九天才去掉。

一次，我们号八个大法弟子共同发正念，所长郑现军把我们八个人用脚镣扣成一个圆圈，睡觉、吃饭、解手都很困难。戴了将近二十天，上面要检查，方才去镣。在拘留所一关就是八个月，一直不放人。我开始绝食抗争，争取早日出来继续证实大法。绝食三天我难受起来，我想自己认准的路一定要走下去。这样绝食到第十天，我不能起床，王培栋到号里打我十几个耳光，吼叫着：“谁叫你绝食的，跟我们过不去。”随后叫几个犯人把我抬出去灌食，我被多次灌食。我呈昏迷状态时，他们给我挂上吊针，我一醒过来就拔掉针头，狱医说死了活该。二十天后，我奄奄一息，法医说人不行了，脉搏微弱，心跳听不见，只有一口气了。公安局怕承担责任，才通知我家人抬走。回来后，我很快恢复身体，又投入到正法洪流之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加持下，我闯出魔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