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月，我的一个同事病休到乳山老家养病，她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变化很大。她带回了师父在大连的讲法录像带，放给我们看。我看后感到很好，就请了一本《转法轮》，开始学法炼功。

随着炼功时间的推进，各种疾病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过去冬天不敢吃凉苹果，夏天不敢吃冰棍，秋风一凉胃就不舒服。炼功后，一切凉冷生硬的东西吃了都没有事，真是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抱着20多斤重的外孙上8楼也不累。从学法至今7年没吃一粒药，却感觉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比我30多岁那时还好，大法给了我青春的活力。

我老伴以前曾患冠心病、腰椎增生，1997年发现腹内有一个3.6X2.7cm的肿瘤，正准备动手术时，有缘得大法，炼功第二天，肿瘤就消失了，血压也正常了，其它病也不见了。这不神奇吗？

就是这样好的功法却遭到江氏集团的残酷打压。4年来，我由于坚持修炼遭受了很大迫害。

2001年1月3日上午9点左右，威海环翠区城里派出所教导员王兆震领着十几个恶警、暴徒冲进了我家，逼我交出大法书籍，我不交，他们就把我和老伴拖到客厅，三个人看着不让我们动。其余的人分别到各屋翻箱倒柜搜抄，瞬时，东西扔得满地都是，到处一片狼藉。

他们翻腾了大半天，把所有大法书，讲法录音、录像带，师父的像片，几百个信封，一大盒复写纸全部搜去，并将我女儿放在家里的500元钱和我仅有的400元现金也抄走。王兆震叫我清点一下钱，他要拿走。我从他手里抢过钱来并正告他：这是我们劳动所得。他把搜到的大法书列了一个清单叫我们在上面签字，我们不签。我质问他：“我们炼功犯了什么法？”王说：“在家炼也不行。”又说：“江泽民给我们钱，我们都听江泽民的，国民党给我钱我也干。共产党讲株连九族，炼法轮功连子女也要受牵连。”搜完家后，他们强行把我和老伴拖上车拉到派出所，其行为真比那些打家劫舍的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派出所，他们将我铐在一间办公室的暖气管子上就吃午饭去了。下午，王兆震审讯我。我向他洪法，他根本不听，抓着我的衣服生拉硬拽，往墙上猛推，边推边恶狠狠地说：“我叫你再炼，我叫你再炼。”一个一米八的大汉，拽着我一个刚过一百斤的60多岁的老太太，反而把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歇息了三次。最后他说：把他的胳膊都扭坏了。我心想：这是对他的报应。而后他把我拽到一间大屋子里，气急败坏地对满屋子里的恶警说：“你们都来整一整这个顽固的老家伙。”屋子里乱哄哄地挤满了20多个人，有穿警服的，也有穿便衣的。他们七嘴八舌，指手划脚地叫我骂师父、骂大法，我不理他们。这时又进来一个恶警，姓李，王兆震告诉我说他是环翠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兼城里派出所所长。他进门后逼我踩师父的法像，我不踩，他就恶声恶气地吼道：“把她架起来！”顿时上来三个恶警，两个扭着我的胳膊将我架了起来，一个拽着我的一只脚往像上踩，我使劲叉开腿就是不踩。他们见我不踩，就把我拖到门外，两手反铐到树上，让刺骨的寒风冻我。当时正是下班时刻，公路上行人看我被铐在树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就对着行人大声喊：“我不就是炼了法轮功吗？我犯了什么法？”

他们又将我绑架到看守所。我所在的号子里关押着20多个人，晚上睡觉根本就挤不下，只能一颠一倒侧身挤下16个人，连身都不能翻，剩下4个人不让睡，两个小时一换班。有3个大法弟子被恶警折磨得3天4宿不让睡。

他们在提审我时不让我坐，罚我蹲着。环翠区公安分局“610”骨干分子刘金虎用手狠狠地打我的太阳穴。我被他打得两眼直冒金星。打我时他自己手痛得又甩又摸索，接着又用报纸卷起来打我的头和脸，我被打得左眼视力减退。

我在看守所里，听到大法弟子揭露恶警借抄家之名，打家劫舍。大法弟子宋淑云8000元钱被抢走，市蔬菜公司一大法弟子的4箱茅台酒和几箱啤酒被抢走。那年春节我是在看守所里度过的。我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后，恶警又逼我女儿交了200元钱罚款。

2001年9月份的一天上午，恶警刘金虎领着十几个恶警到我家叫门，要我去参加“转化班”。我在屋子里发正念，不给他们开门。他们就疯狂地砸门，狂呼乱叫地折腾了一上午，直到中午12点才离去。为了避免他们的无理骚扰，我不得不离家出走，流离失所。

邪恶的迫害使我的身体状况变得很差，晚上睡不好觉，眼睛视力下降，现在看书要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非常吃力。

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我的老伴也深受其害。他因为给政法委、公安局和各派出所写信寄大法真象资料，被以“组织利用X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荒唐罪名，于2001年1月10日关进看守所。恶警在提审时对我老伴说：炼法轮功还不如去偷一万块钱罪还轻些。真是邪恶到了极点，―个堂堂正正地按真善忍去做好人的人，反倒不如一个小偷，这是什么世道啊？我老伴写信给公安部门，劝他们不要迫害法轮功，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些好人，他们行恶会得恶报的。他们非但不听，反而说这是威胁公安干警，抓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九天，最后通知我女儿交了200元的罚款才将我老伴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