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才知道何祚庥虽然号称“院士”，可是没有任何学术建树，完全是靠投机政治才成为滥竽充数的“院士”。此人早年鼓吹中共的意识形态，如今科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个“科学斗士”。这种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攻击他人的做法根本不是为了公众利益，也不是为了追求真实，更不是坚持科学。如果是为了公众利益，为什么何祚庥明明知道法轮功学员遭受血腥的迫害、摧残和虐杀，却仍然为血腥的迫害辩护？如果是为了追求真实，为什么何祚庥明明知道江泽民集团为诽谤法轮功抛出大量弱智的谎言而视而不见？如果是为了坚持科学，为什么何祚庥之流不允许大量法轮功学员谈自己祛病健身的体会，为什么不允许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很多学者和教授）说话？由此可见，何祚庥不过是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依附于权势，通过攻击他人来哗众取宠，谋取私利。这样一个科学界的小人还不是“科痞”吗？

同修当时对我说：昨天我们商量了一下，准备今天要到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编辑部去讲明真相，并提出让《青少年科技博览》刊登正面介绍法轮大法的文章，并向师父道歉（因为文章中有对师父不敬的言词），以挽回在广大中学生中的影响（因为该杂志的发行对象就是在校的中学生）。不巧的是那天上午第三节我有课，同修就先去了。我本来想上完第三节课再去，可到8：55时我再也坐不住了，骑车就奔了教育学院。

当我赶到教育学院时，已经有三十几位同修在院子中了，他们静静的站在那里学法。我问了一个同修，他告诉我已经有同修正在和编辑部的人座谈，而且他说编辑部里人已经满了，劝我不要去了，我跟他说明我是哪个单位的，他说你去吧。

编辑部里坐着三十多位同修，有一个副主编，两位工作人员正在和我们座谈，那位副主编一边听着一边在做笔记。我当时进屋时，正好一个40多岁的女同修在发言，听她讲的内容知道她也是一名教师，她讲以前用什么方法都不能使学生改掉说脏话，爱打架的习惯。学了大法后她用“失与得”的法理教育孩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她讲完后，我和同修们说明我一会儿有课请他们先让我发言，我谈了我的观点，我说，法轮大法怎样好，有这么多同修在这里，他们会讲的。我主要是从文章的结构上说明文章不严谨，妄下结论，文中所举的例子不能证明他的论点，而且对广大中学生产生了很坏的效果。讲完后同修们用掌声给我以鼓励。

后来，因为杂志编辑部迟迟不表态，到教育学院的同修越来越多，河北省、北京市的同修也赶来了，最后一共有三千多同修在那里，大家学法、打坐。天津教育学院的院子很小，同修们站在屋檐下，过道两边，中间留出一条通道来。没有人维持，大家就这么静静站着，学员上厕所都到校外的公共厕所去。除了和编辑部座谈的同修外，没有人进到大楼中去。最为感人的是，4月22日，星期四下午忽然下起了大雨，同修们还是和从前一样静静的站在雨里，站在屋檐下的同修把位置让给了小孩和上了年纪的同修，在雨中有一个区的同修们一起背《论语》，没有一个人去到近在咫尺的楼里避雨。

由于对方没有诚意，也许是上边的压力太大，编辑部不敢表态。最后天津市公安局采取了暴力手段解决问题。那天中午，公安局的人把几位负责人分别绑架上了面包车。到了晚上，当局出动了2000多名警察封锁了附近的交通路口，300多名防暴警察到现场，把坐着的大法弟子一个一个抬出来扔到外边，大家一商量就决定到市政府去。

到市政府之后，公安局的一个处长出来接见大家，说一定释放被抓的大法弟子，处理打人的警察。后来听同修们讲，一个公安审问一位辅导员时，大言不惭的说：怎么样，我们300人就把你们3000人解决了。那位同修义正辞严的回答他，那是因为我们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炼人，那位公安无言以对。

由于天津公安自食其言，坚决不放人，所以才引发了4.25万人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上访。

因为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有些细节记不太清了，请知道当时情节的同修补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