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关押在冀东监狱后，监狱副支队长邸仕金、教育科长王国胜、狱政科长马兰春、中队长黄浩等人曾轮番审讯我，妄想通过伪善的“谈话”，找到我的思想漏洞，我于是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洪法。一周后，他们见自己的阴谋不能得逞，就撕开虚伪的面具，暴露出凶恶的本质，在中队监狱室里，副支队长邸仕金脱下皮鞋疯狂地抽打我的脸部，中队长黄浩也开始肆无忌惮地唆使犯人开始毒打折磨我。白天播放充满谎言的录像及光盘，我要求自己视而不见，他们又拿来诋毁大法的书面材料。犯人发现我眼盯着材料不动，断定我根本没有看，就对准我的脸部出拳猛击，还向管教汇报说我不看材料，于是管教就吩咐犯人轮流对着我念材料。中队长黄浩为了不让我炼功就给我戴上双铐，把我铐在木椅上长时间不许动，去厕所只给打开一个手铐，抱着椅子去；晚上不准闭眼，一闭眼犯人李金刚、绍明利等人用倒满开水的缸子顺着我的头浇，后来他们看到这样的迫害对我丝毫没有作用，就拿保温壶直接从头上浇，由于自己正念不强，当时痛的大叫一声，喊声招来了室内值班犯人。

他们将我铐在木椅上11天不准睡觉，屁股被椅子摩破了，黄浩又吩咐犯人将我吊铐罚站，站得腿肿得老粗，晚上把我铐在中队两个铁门上，让犯人们同时使劲分别推门，用力撕拉我的胳膊，直到折磨我全身抽搐。后来，他们将我送入支队医院检查，医生说心率过速、血压60-90mmHg，支队长才让犯人暂停，给我每晚2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实际在睡觉期间，他们发给犯人烟让犯人抽，并卷个纸桶对着我吸气的鼻孔吹，直到把我呛醒，或是往脸部浇冷水、用指头弹脑门，不准我休息，他们以为这样会把我折磨垮，但黄浩见折磨仍不起作用，就亲自动手，晚上将我关在一个小卖部的单间里，叫犯人从后面抱住我的双臂任由黄浩当拳靶子，最后我口吐鲜血。第二天白天将我整个脸部打肿，晚上下半夜轮流让监护的犯人用打火机烧破我的耳垂，并把我的衣服脱光泼水，黄浩还以我患有口腔溃疡为由开药强行给我灌药进行折磨。

几天后，黄浩将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摁住我的头往墙上、办公桌上撞；还抱着我的腿、犯人抓住双手，在地面上下来回掂；甚至拿高压电棍多次电击我的头部，还对着我脸上连续啐唾沫，夹杂着痰、烟味，直到吐不出来为止，并让犯人抱住我的双臂不准擦也不准洗脸。后来，监视我的犯人当着众多人面前强行让我与一个长期不洗脸的老犯人脸挨脸，来污辱我，引起众犯人的哄堂大笑，就这样也丝毫动摇不了我修炼的决心。

在狱中2个月中一句话我也不讲，支队长就把我送冀东监狱总队医院检查，支队长不相信总队医院的结果，也没有公布，第二次又把我送唐山“三友医院”检查。为了作伪证，整个检查过程都在录像中进行，检血、心电图、脑电图、B超、CT等检查，还请了所谓的专家诊断，对外声称我是心因性抑郁免疫功能低下。

2003年3月底，支队教育科长王国胜，中队长及总队人员押送我与另一支队的大法学员前往石家庄北郊监狱，妄图以探望亲人为由让我开口讲话找机会对我进行迫害。后来，黄浩见我说话了就安排5-6个帮教，胡说八道。我对他们讲，你们用这套邪悟的东西欺骗别人，就犯了破坏大法的罪，后来他们不吱声了。

返回冀东监狱后，黄浩利用本支队犹大等人多次和我谈话，妄图强迫我放弃信仰，我就把师父的经文《路》、《建议》、《2001年华盛顿DC讲法》的部份内容背给他们，后来他们向黄汇报说“陈爱立就是信法轮功！”

后来，黄浩又让犯人轮流给读报纸上的那些虚假的、诬蔑大法和师父的文章，我对犯人：“说你们别读了，我听了也不会信的。”他们说：“这是任务（改造我的任务）。”我说：“你们如果硬读，我也读。”于是我就高声喊“法轮大法是正法”，黄浩让犯人在我喊“法轮大法是正法”时，喊污蔑法轮功的话，犯人喊了1天不喊了，只记录我喊的次数汇报给恶警，他们害怕别的犯人听见，就把我单独关在放被褥的储藏室。副支队长及狱政科长到中队探视问我，问我：“你天天喊累不累。”我说：“累也喊！”他们二话没说就走了，后来整个支队的犯人都知道我天天喊“法轮大法是正法”，很多犯人对我的态度都改变了，看不到当初严肃的面孔了，都主动和我打招呼。中队的犯人每天都出去练队列跑操，他们怕我到外面去喊，就把我关在屋里，晚上支队长带领7、8个人到中队查岗，找到我问：“陈爱立今天吃啥饭？”见我不回答就说：“陈爱立傻了。”我不吱声，两眼正视恶人，他们便急匆匆走了，后来中队一个门卫伸出大拇指说“你真行！敢不理他们。”我说：“他们不值得我和他们说话。”我在这样的邪恶环境中，喊了一个月。

2002年6月初，我在和一个犯人谈话时他对我说：“你说法轮功好，为什么不炼呢？”我想是呀，为啥不炼？还是有执著、有怕心，于是我开始炼功。第二天有犯人把我炼功的事向恶警汇报，他们派人强行阻止我炼功，把我的腿脚和胳膊束缚住。当晚，我又开始继续喊“法轮大法是正法”，喊到半夜猛然一想不能影响其他人休息，就不再喊了。凌晨2点30分，梦中我又喊了四遍“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是我从记录本看到的）。第二天，监护人员由原来6人增加15人，我又开始绝食抗议。

5天后唐山三友医院负责人来到五支队医院，组织犯人强行对我灌食，回到中队单间里仍然不许拔管，把我的双手铐在铁床两侧，双腿用布条捆绑在铁床上，不能动弹，过一个礼拜后管子才取出，颜色已经从原来的黄色变成黑色，嗓音变哑，狱医就开“庆大”、“青化钾”药水及药片碾沫放入豆奶、米汤、菜汤混合的汤中强行灌给我，每2小时灌一次，每次7-8管，每管500ml，直到灌得我肚子发胀疼痛难忍。在一次灌食中，我对三友医院负责灌食的人说：“你不要这样（指灌食）。”但他还是当着犯人的面还是灌。后来换由犯人灌食，我问“刚才给我灌食的人呢？”犯人说灌食的主要负责人撒手不管了，只能由狱医给灌。灌食一直持续到我发高烧、便血，他们把我送到支队医院强行输液。绝食了45天后，黄浩让我打篮球、看其它各类书籍来消磨我的意志，并以让我活动身体为由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捡院内风刮进的纸袋一类的东西），都被我拒绝了。黄浩又让我缝足球，问我“会不会缝？”我说：“会缝也不缝。”又问：“你在家干活吗？”我说：“什么都干。”“那为什么不缝足球？”我说“我没犯罪，不存在劳动改造”。

在我绝食期间，因中队一犯人（孟洪生）从伙房“倒”白面拿到工地盐滩的一个机房里用高压电做烙饼中电而死，黄浩被撤销中队长职务，调到其它中队当普通干警，想利用迫害法轮功达到升科长的梦想彻底覆灭了。

直到2003年1月8日我被释放回家，送到怀来县政府610所在地，又送回当地北辛堡镇下政府，610杨某问我 “还炼不炼？”我说“当然炼呀，这么好的功法。”他叫嚣：“就是判的你少了。”气冲冲走了。

1月8日我与父亲同时释放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