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下午，我陪出版社老陈到北京饭店会见澳大利亚朋友。下楼时，我在电梯内碰见了香港《文汇报》驻京的一位熟人。他迫不及待告诉我们胡耀邦逝世的噩耗。我感到心头沉重得象压上了石头。

这时每日骑车经过天安门突然具有了特殊意义。1976年初北京市民曾自发地在那里聚集，借悼念周恩来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谁能预料胡耀邦之死不会引发“大地震”哪？

广场上一天一个大变化，花圈越来越多，尺寸越来越大，悼词越来越尖刻，直指官僚腐败和老人政治。

与此同时，报社同仁也传闻不断：先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被撤职，导报停刊；即而征集在京新闻从业人员签名，呼吁上海市委撤销相关错误决定。接着就是酝酿上街游行等事宜。

在京主要院校的学生陆续走出校门。而《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火上浇油，把大学生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接着学生开始了绝食请愿。

此时，我照常上午上课，下午上班，中午途经天安门广场时，关注着那里的变化。

5月20日清晨，我被大街上的叫喊声吵醒，才知道李鹏宣布对北京实行戒严的命令。公共汽车那天停开。我不得不截了辆卡车来到天安门，根本没看见军队的影子。搭车来到城南的大兴县境内，只见人山人海围在一长串坦克和装甲车周围。我跳上其中的一辆，接过一个手提扩音器，就对现场群众和军人讲了起来。那时脑子里没有恐惧，只有一念：尽我所能，声援这场由学生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从而避免流血情况。离开时，当地人特地找来一个年轻人护送我搭车回到市内。我就近去了光明日报社。

报社大楼位于虎坊桥，对面是前门饭店。我到时正是早上上班时间。只见楼前聚集着几百人。走近才发现大家在听四、五个北京航天大学的学生演讲。他们急需新闻纸，希望大家施以援手。他们流着眼泪，苦苦地等待着答复。可人们却象被什么施了魔法给定住似的，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毫无表情。我四下看了看，原来保卫处处长周xx和人事处处长林国栋都在现场盯着大家的一举一动。因遇罗锦《春天的童话》一书而被撤职的前副总编马沛文也站在那里，毫无表情。我忍不住了，走到学生们跟前，对他们说：“来，我带你们去拿纸去。”

在印刷厂，我请厂长把所拿的新闻纸全部记在我的账上，从工资扣除。他二话没说，就招呼我们动手搬。回到大门口，老周和老林都不见了。学生们把纸装进一辆机动车，满载而去。

9、屠杀令我觉醒

如果有谁这样问我：从屠杀前到屠杀后，我本人经历了什么变化？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屠杀斩断了我对中共寄予的最后一线希望。不仅如此，还把我从以前的中共卫道士变成了中共的叛逆和掘墓人。6月4日夜里，面对京城发生的一切，我愤怒异常，头晕目炫。当即发誓：一定要逃出国门，把我掌握的机密全部捅出去，以这种形式报复中共的血腥暴行。

由于我涉“案”情节“严重”，且有被偷拍照片作证，我上了黑名单，随时可能在夜间被抄走。好在报社领导和报社的片警全力保我，使我暂时还能照常上学和工作。到了6月中旬，情况有变。一天下午，报社领导派人找我谈话，告诉我近日可能要把我缉拿归案。一旦发生，报社再保我就有些被动。不如报社派人带我去投案自首，这样报社保我会好作的多。我当即同意。就这样报社用专车，由专人陪着，把我送到附近派出所。

报社的片警为我作了头次笔供。按他的嘱咐，我能推掉的就推掉，能不说的就不说。当天夜里，宣武分局的一位老警察对我再次提审，反复盘问我向学生提供新闻纸的事情经过，看得出来他们想搞清楚我是否与他们认识并事先串通。

派出所那时早已人满为患。“犯人”都坐在地上，随时可能被头戴钢盔、怀抱冲锋枪的“解放军”用拳脚或枪托子“解放”一番。片警后来看我坐得太久，就以“提审”为由把我带到他的宿舍。他自己掏腰包为我买饭，让我睡在他的床上休息，还请我介绍美国见闻。就这样经过30多个小时之后，报社把我保了出来，直接送回报社。报社年轻人为我买了两个大西瓜，问我想吃什么饭，我说只想喝粥吃咸菜。他们随即为我准备了一锅米粥。

总之，屠杀之后的红色恐怖时期，我有惊无险的平安度过。

我依旧上午上学，下午工作。光阴荏苒，学校课程都已学完，就剩下实习了。由于参与6.4，学校拒绝安排我到北京宽街中医院和沙滩针灸门诊部实习。可这恰恰为我找到比前者更好的实习去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经以前的邻居黄广生的介绍，他的亲戚，著名针灸专家王修身大夫接受我在他的三处诊所实习。当我把此事告诉我母亲后，她对我讲：“王大夫一定会收你的。因为文革之后，王大夫没有工作，他们曾找我帮过忙。”

针灸小巧玲珑，既见效快，又便于旅行，我知道它是日后出逃的最好职业掩护。所幸的是，在王大夫身边实习的半年里，他把他历代单传的绝技──眼内进针，统统传授予我。为我半年后八方行医，云游各地，伺机出境，铺平了道路。多年之后，王大夫应邀到加州讲学，我得知后请他到新泽西一聚。这时他才告诉我眼内进针绝技的由来。原来共产党打下江山后，20出头的王大夫负责调查散居京城的前朝名医。他被前清御医金一针老先生慧眼看中，秘密收为义子，接受满姓，并在三年之内尽传眼内进针之密诀。老人为了让王大夫掌握进针手感，多次让他在金老先生眼内进针。就这样在金老先生悄然长逝之日，王大夫已声誉鹊起。

1990年10月1日光明日报社在楼内登出通告，宣布开除了我的公职。同时被开除的另一个是著名女记者戴晴。这是根据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做出的决定。我很开心，因为至此最重要的监视手段已被他们解除了。

10、别了，北京

既然已开除了公职且“取保候审”也早已解除，我估量出逃之日已经到来。我事先托朋友为妻子申请到一本护照，希望她先出国门，这样我可以从容地找路子出境。可好事多磨，探亲访友签证屡遭拒绝。没办法我只好决定先走一步。为了预防意外，给她带来不幸，我建议我们离婚，这样即使万一事情败露，身陷囹圄，她不至于因此在工作和生活上受到歧视。她拒绝了。出于无奈，我只好冒此风险了。临行前，我郑重告诉她，只要我能活着出去，我一定很快把她接出来。

1991年元旦刚过，我便悄然离家，登上南下列车。本想从云南中缅边境出境，一路跑到泰国。因边境身份证没有办成，只好放弃这一方案，改走广州，希望从水路或陆路偷渡到香港。

朋友阿J是个仗义疏财、交际很广的生意人。他抱怨我来的不是时候。若早来半年，会很容易联系上“黄雀行动”*的营救管道，抵达香港。现在只好另找机会了。

广东紧邻香港。这种地理特点在1949年以后为无数青年人逃离共产党专制制度提供了独特的机会。文革期间，港英当局曾一度接受所有逃离大陆的偷渡客，引发大规模的偷渡风潮。阿J那时前后偷渡过三次，都因“运气不佳”功亏一篑。据他介绍，他的同龄人中10个里有7、8个都曾偷渡过。1983年我陪美国合众社的资深记者访问深圳时，他曾指着那里的海域讲述大批中国青年人为逃离文革和贫困葬身海底的情况。可那时的我对这些根本听不进，加上共产党封锁消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偷渡高潮时的绝望和疯狂。如今，我也要与他们为伍了。想到这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为了谋生阿J劝我去大街卖水果。我告诉他我可以行医看病。他觉得不可思议，问我什么时候又学会了看病的。我便把这几年的学医经历讲给他听。说来凑巧，他当时正犯腰痛，就问我能否治疗。我说可以。就这样他成了我在广州的第一个病人。很快他岳母的腰痛、朋友的不孕症都被我治愈。

接着他把我介绍到缺医少药的高要县农村。我很快建立了声誉，慕名找我看病的患者络绎不绝。后来我又被他的朋友请到韶关地区行医。在那儿，我碰上一次奇特经历，使我对生命的认识再次眼界大开。

*指6.4屠杀后，海外一些机构营救流亡民运人士的行动代号。

11、慧菊居士*

韶关西北方有一小县，依山傍水，风景宜人。境内有古刹，更有笃信神佛的信众。慧菊居士就是这样的一位。那年她40出头，靠耕作谋生。几年前一次开荒，她从野桃树下挖出一个坛子，内藏一尊佛像。因家境贫寒，她数次动念想把佛像变卖，每次都没成交。商人指责她拿铜佛像冒充金佛像。可等商人一走，铜像又被专人鉴定为金像了。佛像曾三次托梦给她，暗示她不可变卖。可她见财眼开，一意孤行。第三次之后她大病一场，高烧一月。就在她丈夫担心她要死时，佛像又给他托梦，告诉他她不会有事的。很快她莫名奇妙地康复了。从此，具备了一些特异功能，比如，可以根据姓氏讲出此人的过去，当时和未来之事。

我去访她的那天恰好是六一儿童节。我特地准备了一个袖珍录音机，装上新电池，希望听不明白的地方可反复听听。

她家地处一个小盆地，草房的四墙用黄土脱坯垒成。四周种的是稻子还有烟叶。她听明白我们的来意后，对我要录音的要求没有作答复。就这样她穿上袈裟，敬上香，在一种奇异的状态下，把我的过去、当时和未来说了一遍。懂当地方言的朋友一边听一边翻成普通话，大意是：89年我有难，但没有造成伤害。我此时是治病救人的医生，已交好运，能出国，能去美国，走得越早越好；而帮我出国的朋友就在我身边；并说妻子半年后与我团聚；还说我灾难都已过，很快发横财，43岁再发横财；总之，上帝为我安排好了一切。

凭她对我过去和当时的准确介绍，我觉得她对我未来的预料不会没有根据的。让我感到吃惊和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人的一生好象是一盘录像带。她可以任意观看查阅，而我或其他人却没有这种特权。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录音机倒转，重新播放录音时，竟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录上去！再次试验录音机的录音功能，结果发现一切又正常了！现实科学理论在我心中建立的根据地就这样瞬间土崩瓦解了。从那一刻起，我相信了神佛的存在。但又有了一个新的疑问：为什么信佛的她却对我讲出“上帝”这么一个与佛教不相容的概念？

*非原名

12、难忘的8月22日

1991年8月22日是我平生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我在惠州惠东县某地看到了俄国发生政变，戈尔巴乔夫被软禁的电视新闻。与此同时，载我去香港的渔船已经抵达，就等我夜间上船，回返香港。

那时在广东沿海做人口偷渡买卖的渔船，主要是广东和香港的渔民。广东渔民一般不做带人去香港的买卖，因为港英水警对大陆渔船盘查十分严格。相对来说对香港渔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他们一般相信香港渔民不会冒没收渔船和惩处走私人口重罪的风险而偷渡人口。而中共的海上巡逻队对返航途中的香港渔船也基本不查。

除此之外，中共对偷渡客的防范主要是在夜间抽查沿海地区的旅店，扣押所有可疑人员。我抵达惠东县某地时，当地朋友根据“情报”，及时把我们从旅店撤出。那一夜我是在他家房顶上躲过随时可能出现的“临时”检查的。

惠州是自清朝以来的走私重镇。历朝历代都曾在这里“稽查”走私，却从没有成功过。我在那期间发现那儿的轻便摩托车没有一辆有牌照，都是从香港或海外其它地方走私来的。

大概在晚上9：00，阿J和阿K两位朋友陪我登上一条小船，然后悄悄驶向在近海等待的香港渔船。我那天付的船费为7000港币，是两个人的费用。本来阿J答应跟我同行，但临时改变了主意。阿K想随我一起走，可阿J又有些不甘心。结果，我只好只身前往。

阿K的父亲和弟弟都在香港定居。他父亲早年毕业于某名牌大学土木工程系。可在共产党专制下没有一天安稳过。1966年他年过半百，再次被赶进“牛棚”。他对阿K说：“我已被共产党打入17层‘地狱’了，如偷渡不成，也只是再落一层‘地狱’，17层与18层已没有什么不同了。”就这样老人家顽强地游水，游到了彼岸，但筋疲力尽，多亏他人救起，从此绝地逢生。阿K的弟弟为我的事专门从香港回广州一趟，对我在港的穿着提供了宝贵意见，并说服我遗弃了大陆产的近视眼镜。

分手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与阿J和阿K热烈拥抱，感谢他们对我兄弟般的相助。我独自爬上大船，和下面的阿J和阿K再次挥手告别。泪水一下子象开了闸似的流个不停。从89年6.4屠城之夜开始，两年多来我期盼已久的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

船老大对我十分友善，请我坐在船头与他家人一起饮茶，观看香港电视节目。他问我去香港做什么时，我按事先的准备说去给患急病的亲友治病。

起程时天气很好，月明星稀，渐渐风起来了，浓雾迷漫，渔船发动机在海上吃力地轰鸣着。不知什么时候，船老大告诉我前面会遇到水警了，我随他来到船尾，下到底舱。他连续掀起两块木板，叫我钻进露出的一个黑洞。我一进去，上面就原样盖好。除了机器的轰鸣更吵人，一切依然如故。

风浪越来越大，我有些晕船，便用左手使劲挤压右手的内关穴。

上边传来巡逻艇的马达声，一会儿又传来皮鞋在甲板上行走产生的声响。接着手电筒的灯光在上面摇曳着。就在这时，从我对面的方向传来轻微的呕吐声。我一下紧张起来，脑子开始想一旦被发现，如何向港英水警提出政治庇护……所幸他们没有发现我们，很快离去了。

不知又过了多久，晨光透过木板的缝隙，折射到我们的空间。船驶进了香港海湾。停稳后，船老大领我们钻出藏身的地方，然后拿着我们各自朋友的电话号码，上岸联系去了。我们则分头更换衣服。

接我的阿M是阿J介绍认识的。我曾帮他一家看过病。这天清晨他乘计程车来接我下船，然后带到九龙的公寓。洗过澡，我用他的电话给海外的亲友报了平安。打开电视，发现俄国政变失败，政权依然在戈尔巴乔夫手中。休息一个多小时候，我告别阿M只身前往美国领事馆。

领事馆地处香港岛花园道。由于九龙的计程车保险有专门规定，九龙的计程车不肯带我过海底隧道。没办法只好在隧道附近换乘香港岛的计程车。那时我不敢讲我的蹩脚广东话，怕引起怀疑，只好讲英语。就这样我终于到达了花园道的领事馆。

13、重返美利坚

8月23日，星期五，是领事馆一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我避开里面排队申请签证的人群，直接走到负责内部保安的美国士兵跟前，请他允许我与里面的外交官直接接触，我说我要寻求政治庇护。他迟疑片刻，便答应了我的要求。

见我的外交官，叫John，听明来意，记下我的名字和背景后，请我稍候，匆忙离去。我只等了大约一刻钟，可感觉时间仿佛停顿了似的，竟是那么漫长，好象足足等了个把小时。他再回来时，示意我随他走出领事馆，保持大约10米距离。我十分不解，又不便请他解释，只好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跟着走。在一个购物中心的通道里，左拐右转，穿过来走过去，直到走近中环的Marriott旅店才止步。幸亏John这时与我站到一起，不然，已尾随我一段时间的一个当地保安可能会把我截住，盘查证件。

John领我进了41层的一个房间，告诉我他们只能这样安顿我。从那时起整整一周，我几乎没有再出过这个房间。三餐全都在房内电话预定，请人送到。打扫房间时，我装作上厕所，躲在里面不出来。我当时猜想旅店服务员要是细心的话，一定觉得很奇怪。因为每次送来的饭都是两份，却从来只见一个美国人接过食物。而其中一份总是一大碗中国人喜欢的云吞面。

一天之后，John的上司来见我。他们已从华盛顿得到确认，知道我的身份，并转告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安排我前往美国。到了第八天，John的一位同事用了一上午的时间为我化装，戴上假发和假胡子。等打扮停当，我对着镜子已认不出镜子中的“我”了。他们给我一个信封，告诉我上飞机前领取登机卡时，把信封递给机组人员。

一切准备就绪，我随他们上车前往启德机场。在机场我戴上他们为我准备的机场通行证，直接来到候机通道。联合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查我的机票和护照时，我掏出那个信封，她打开看看，没说话，递给我登机卡，示意我可以登机。

十几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到达华盛顿杜勒斯机场时已是当夜10点多。美利坚，我又回来了！

在维吉尼亚一处庄园，来自台湾的Peter负责我日常生活。Jim，一位60多岁的老人，每天陪我聊几个小时。记得第一次见面时，Jim打开一包香烟，用道地的中文请我吸烟，我忙用中文回答说，对不起，我不会，谢谢。他感到很惊讶，我猜他碰到的中国男性恐怕个个都吸烟吧。

有一天我跟Jim讲起了慧菊居士为我算命的事。他听后，给我讲了25年前马思聪告诉他的一段相似的经历：原来马思聪决定偷渡香港之前，也在广东见过一位通晓命理的高人，请其指点迷津。当他知道全无危险时，才下定决心全家乘船偷渡来港。

还有一次我向Jim谈起北京公安局内部关于于强生的传闻。于调到安全部之前曾在公安局外事处工作过。据公安局的朋友讲他们局领导曾向外事处的干警传达于的“结局”：他作过整容手术，以为不会被人认出了。有一次去台湾时，在那儿被人干掉了。Jim笑了起来，说这是共产党典型的Disinformation。他说于在美国活得好好的。看来共产党为了控制人心只有靠哄吓骗诈了。

与此同时，帮助我太太来美的准备工作已经展开。她按约定时间去办签证时还是被拒签了一次。再次约定好时间，告诉她这次会有专人在那里等候，终于让她拿到了期待已久的签证。买机票也有不少波折，但还是于11月30日抵达华盛顿，我们再次团聚。屈指一算，距算命之日正好6个月，再次让慧菊居士提前说个正着。

生活重新恢复正常。半年后我们离开维吉尼亚，在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旧金山湾区定居下来。妻子生下孩子后，重返学校。我则一边行医看病，一边照看孩子。96年她学业结束，并在东部找到工作，我们全家搬回东海岸。

14、初闻法轮功

我第一次听说法轮功是在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民众在中南海和平请愿之后。当时美国的中、英文媒体对这一事件均作过及时的报道。因为这是6.4镇压民运后北京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和平请愿活动，我断定共产党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共产党总结6.4教训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必须把任何“不稳定”因素窒息在萌芽阶段。尽管4.25之后，中共媒体一再引用国务院负责人和国务院信访办负责人的公开谈话，保证不会对法轮功“秋后算帐”，这能欺骗谁呀？89年6.4镇压之前，共产党不也宣布过对学生不“秋后算帐”吗？！我感到这种表面的息事宁人的后面暗藏着磨刀霍霍的杀机。

果不其然，三个月后，中共政府突然在7月20日在全国狂捕法轮功各地负责人，并启动全部舆论机器狂轰滥炸般地诋毁法轮功，大有文革时期“口诛笔伐”的味道。我当时想共产党看来又得手了。记得90年中共在北京就是以这种阴毒的手段三两下就把京城几十万××××功的练功者压垮的。

谁知共产党这一套招数这次居然不灵了。法轮功炼功人非寻常之辈。他们没有退缩，没有畏惧，挺身而出，前赴后继地到国务院信访办和人大信访办和平请愿。当这些合法渠道被中共彻底封闭之后，他们一批又一批地走上天安门和平抗争。媒体天天都有这方面的图片新闻报道。目睹着军警和便衣在天安门广场对和平的法轮功男女老少大打出手的图片，我被法轮功坚持信仰和不屈不挠的精神震撼着。我情不自禁地在网上《纽约时报》的《中国论坛》为法轮功呐喊，抨击中共的邪恶暴政。

在网上辩论过程中，我发现我对法轮功所知甚少，只能从维护他们的基本人权以及维护气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角度去呼吁人们站出来关注和声援法轮功。至于法轮功究竟为何可以在短短7年间传遍大江南北，达到上亿人修炼，为何被江泽民恨之入骨，欲不惜一切加以铲除而后快，我无法解释。带着这些疑问，我决定对法轮功做一番实地调查。我当即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纽约时报》的《中国论坛》的网友。

就这样我给当地的法轮功义务联系人徐先生打去电话，并于几天之后，即99年11月感恩节前的周末，来到新泽西州Marlboro中文学校的法轮功炼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