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的一天，我终于结束学业，并如愿以偿，被分配到我的第一志愿──中共中央直属西苑机关，即中共中央调查部。当干部局的老郭把我、英语系77级的小杨、法语系的小程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用车接走，我对未来的一切，茫然无知。心底只有一个念头，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把调查部作为职业的起点，与我父亲早年从事过地下党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记得在文革期间，有一次我父亲骑自行车带我经过宣武门时，他一边骑，一边给我讲述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参与学生运动，曾在那里游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场面。文革期间还有一次，我在院子外面与朋友正玩儿着，突然听到一位中年妇女对着我说：这孩子一定是老丁的儿子，长的一模一样。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个阿姨曾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秘密发展加入地下党的。这些对我这样的少年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当然，好奇心，以及生来俱有的一种冒险精神也早早地为我后来所选择的这个职业埋下了伏笔。此外，还有一个原因让我没有象其他同学那样，选择去国家机关从事口语翻译的工作：我觉得那只是去当一个活的语言机器。对我而言，外语不是专业，应该是所从事职业的一个工具。

西苑100号坐落在碧波荡漾的昆明湖东南不远的地方。它的东边是北京中医研究院。附近还有吴家花园，就是软禁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那个地方。那时那里在夏天到处稻米飘香。到了秋天，天高云淡，万寿山上的枫叶红的依稀可见。从颐和园的佛香阁远眺西苑，调查部的办公区就在一片树荫之间。

我虽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年年去颐和园，香山，八大处等风景区都经过那里。但到西苑落脚还是头一遭。待办好机关手续，领到出入证，安放好行李，换好食堂餐券，干部局召集我们开会，通知我们这些新人为期一个月的集训第2天开始。这时我才发现，这里没有工作证，只有那个配有照片并不表示工作性质的出入证。

2、一切以保密为先

除了没有工作证外，那天所感受到的是强烈的与保密相关的各种信息：

大院门口有携枪的军人站岗，穿过家属区，进入办公区时，再次由军人检查出入证。干部局大楼内以及我们进出的办公室都张贴着毛泽东关于保密的指示，如：保密工作慎之又慎。还有保密纪律守则，如：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接下来这种保密教育始终是集训期间的要点。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当时的部长罗青常在给我们这一百来人做报告时，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要做好竖着进来，横着出去的准备。这对我多少有点出乎意外。因为我从没有想在这个职业上干一辈子的打算。记得当时的人事部门的领导曾专门讲到什么人可以调离，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的调动指令。否则，门儿没有。记得当时我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能否去考研究生。得到的答复是除非机关许可，否则不可报考。

保密教育还涉及到家属及配偶。根据规定，我们不能告诉家人所在工作单位的情况。年轻人准备结婚，须向机关汇报对象的背景，得到批准才可成亲。后来听老人儿讲，从前谈恋爱，中间还得有第三者旁听才行。

出于保密的需要，部领导反复强调帝修反如何利用财和色千方百计来拉我方人员下水的。在不同场合举的例子包括驻意大利使馆的一位调查部派去的翻译。说他如何在美色的诱惑下，在使馆的接待室里出事，以及如何及时被发现，调回国内。几年后，从一位北京外国语学院意大利语毕业的校友，也是调查部同事那里得知，此人押回国内后就被送到山西的劳改农场。多年后因为发表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论文，取得学术成就。

除了保密教育之外，也有相当的内容是关于从事情报搜集的方式和方法。大体是关于利用公开身份搜集情报；利用隐蔽渠道搜集情报；以及利用公开的材料进行分析，归纳，从中得到情报。所谓公开身份就是指利用中共的外交、新闻、经贸、金融、民航、旅游、宗教团体、国际组织、文化交流等涉外职业为掩护，从事情报搜集。隐蔽渠道泛指没有这类中共掩护身份的秘密派遣。这类派遣危险性最大，一旦出事，没有任何保障。

至于如何搜集情报，除在利用交往中探听感兴趣的内容外，主要是广交朋友，从中挑选和培养有价值的对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适时施以援手。长期经营，长期培养。一旦对象条件成熟，情报便源源不断。应该说民族情感是中共情报机构在海外华人中伺机发展情报关系的主要利用因素。

1978年改革开放后，根据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调查部派驻使领馆人员必须于1985年12月底全部撤回，改以其它身份派出。这样一来许多以外交官身份外派的人员被迫改行。纷纷改当记者。由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倾向选派自己人常驻国外，且有钱有人，调查部在这两家的人数不断缩水。只好另辟途径。<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以及后来的<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世界经济导报>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借助调查部（后为安全部）的财力和人力有了驻外记者的。

培训后期，我利用曾考过社科院新闻所研究生的这段经历向干部局表示了从事新闻业务的意愿。当时从北京大学中文系、人民大学新闻系等正宗科班出身的毕业生有好几个，且都是党员，按常理，派他们去报社顺理成章。由于他们需要到调查部的国际关系学院进修英语。这样当听说光明日报社外事办公室需要个年轻人时，干部局选择了我。培训结束那天，我被分配到联络局。这个局负责管理派到北京市内各国家机关兼职的调查部干部。记得当时的局长姓马，60来岁。他和我握握手说，小丁同志年轻有为，来日方长。处长和副处长交待过工作任务后，当天我就赶到光明日报社报到。

3、报社“勤杂工”

80年代初是光明日报社在文革之后最为红火的一段时光。由于78年率先在全国掀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一举冲破了文革遗留下来的“两个凡是”的条条框框。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实行农村改革，打下了必要的舆论基础。报社不仅在当时对共产党尚存一线希望的知识界建立了一定的信誉，也成为关注中国政情走向的外国驻京记者的必读报纸。

一到报社外事办公室上班，我立刻被繁忙的外事活动忙得团团转。在这儿没有时间参加“政治学习”，也没有戒备森严的层层哨卡，与西苑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外办主任是报社自己人，叫王锦，50多岁，是位经验丰富的战地摄影记者，但对外事活动一窍不通。副主任老张，焕培，还有我是西苑的人。老张东北铁路工人出身，性情豪爽，仗义直言。50年代后期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分到调查部后又在国际关系学院进修几年英语。不知得罪了何人，迟迟出不了国门。而他的新闻系校友于恩光和孙文芳，都经调查部派至新华社，成为业务骨干。80年代后期分别就任安全部副部长。焕培是我的校友，文革前从英语系毕业。我们三人全力合作，事事尊重老王，很快把报社的外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那时，平均每月都有几个国外记者团、组经我们接待到中国各地采访。有些是外交部新闻司委托我们接待的，有些是报社驻外记者安排来华访问的朋友，还有些则是海外的情报关系。人手不够，就从西苑或东风大楼（调查部下属的研究机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借。我们的业务还包括为报社内部人员应邀出国访问办理护照和签证的申辩手续。由于工作繁忙，82年底结婚时，我的婚假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工作中度过的。

虽然对外美其名曰是记者，但真正的采访和写作我没干几桩。有时我戏称自己是报社的“勤杂工”。尽管如此，这类工作还是让我学到许多东西。如养成了严谨的工作习惯；学会了从容应付来自不同民族、包括左中右各种不同立场的外国记者，并通过观察他们采访，学到了他们一丝不苟的求实态度。这都为我日后从事记者工作打下了一些基础。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心血，报社对我们也没有另眼相看，除去住房分配，报社职工其它的各种福利包括奖金，我们应有尽有。这在西苑外派到其它的国家机关绝无仅有。记得一次在京的外派干部内部开会时，在民航总局的人抱怨在那儿上班，还得自己花钱买工作服。在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的讲，活没少干，却享受不到那里的任何福利。

4、初见内部倾轧

外办的老张看我工作勤奋，且虚心好学，为进一步培养我，向报社推荐我随群工部副主任王晨（现为人民日报社社长）参加1983年7月在加拿大举行的第12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报社领导二话没说，签字同意。报回安全部二局（安全部组建后，在报社工作的西苑干部统归二局管理）和人事局后，关于我的出国报告很快也得到批准。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出国采访。我们事先到国家体委训练基地了解情况，作了充分的准备，顺利完成了报道任务。

这以后外办的工作轻车熟路，一帆风顺。外办陆续又调来吴建友（现为<光明日报>驻华盛顿记者）和张川杜（90年代曾去堪培拉记者站4年）。焕培离开外办去了劳动人事部，等待派驻国际劳工组织的机会。

大概在1984年夏，外办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一天老张突然接到西苑电话，通知回去汇报工作。等几天后再见时，他判若两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后来得知，二局局长詹永杰（后任副部长）听信谗言，不容分辩，硬说老张犯下若干罪状，包括在安排报社总编辑杜导正出访西欧时，故意把日程排的满满的，意图谋害报社总编辑。双方大吵一架，不欢而散。我知道这实属诬陷。可我人微语轻，除说些安慰话，没有一点办法。很快老张离开了报社。到西苑筹备创办<国家安全通讯>这份内部报纸。

这件事让我心灰意冷。文革中造反派诬陷并批斗我母亲的那段经历又出现在眼前。原以为，文革结束了，这类诬陷罪名、残酷打击的事情也会随着历史的流逝而寿终正寝。没想到这类诬陷居然又发生在我身边！

我想去帮老张办这张小报，调出二局，远离那些人前讲人话，人后讲鬼话的家伙。老张知道后，劝我不要因小失大。失去即将来到的出国工作的机会。

5、再出国门

老张的劝告很有道理。因为不久前，二局副局长孙文芳曾就我是否接受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编辑戴夫之（Robert Delfs）的邀请，去当实习记者一事，让老张转告我：“那儿是个特务窝儿，不要去。小丁很快会派上用场。”要知道，他那时专门负责安全部驻外记者的派遣。想到这些，心里踏实了许多。

老孙曾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在中东和西欧长驻多年。安全部组建后，他刚好结束<光明日报>驻伦敦记者的任期，马上被任命为二局副局长，对外的公开身份则是光明日报社国际部副主任。他上任伊始就为配合中央领导人出访，组织了两个记者组，以新闻采访为名，分别到西欧和东南亚搜集这些国家的政要对中国情势的看法和对策。整理后上报中央，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在筹备这两次活动的过程中，我曾陪同他拜会过几个使馆的新闻官员，并为记者组作了其它一些后勤准备工作。总之，他多少对我有一定的了解。

老张离开外办不久，刚刚在堪培拉记者站干完四年的张泽权坐上了老张的空位。没等我们彼此之间有更多的了解，一天上午，国际部陈克勤悄悄告诉我：

“老王要你去华盛顿记者站。”

“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华盛顿记者站是众目睽睽的地方，争着要去的人多了。怎能轮到我呢？我猜他在跟我开玩笑。

“不信，你问问老王吧。”

看他那半真半假的样子，我既不敢相信，也不敢不信，便用英文给华盛顿记者站发去了一个电传，探听虚实。

老王那年52岁，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早年参加“抗美援朝”，在志愿军总部做翻译。回国后进入调查部。50年代先以中国民航的名义在缅甸首都仰光工作，后调去新华社。60年代初以记者名义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被驱除出境后，在国内蹲了近10年的冷板凳。文革结束，他才得以重返国外。先后在叙利亚和埃及工作多年，功绩卓著。84年离开新华社，来到光明日报社，担任国际部副主任。同年10月前往华盛顿接替寇至中。

很快老王发回电传，问我什么时候能去。我喜出望外，马上回电：“一经报社批准，会尽快成行。”与此同时，二局联络处处长史地打来电话，要我第二天到西苑报到。

第二天一早乘机关班车赶到西苑。刚进老史办公室，她就边说边笑地把我领到老孙那里。拖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老孙说：

“老王点名叫你去。他宁可自己一人干，也不接受别的提名。你什么时候可以动身？”

我想了一下，说：““一个月后。”

“好，越早越好，免得夜长梦多。另外，不要对他人提此事，不然风言风语不好招架。”

接着他问起我爱人的工作情况，并说：“你们先去问问她的单位可否把她借调出来。”

见过老孙，三处（美大处）副处长和邬秀基又带我去见局长詹永杰。见面头一句就是：“我听说你在报社工作期间，经常迟到早退，还用报社的木材做自己的家具。有没有这些事？”

我注视着他的眼睛，心中暗自揣测月前他指控老张时的表情。停留片刻，我缓慢地对他说：

“我的确经常迟到早退。但不知您是否听说我结婚假期全部用在了工作的加班上？至于拿报社的木材做家具，根本是无中生有。实际的情况是报社要处理一些新闻纸的包装箱，鼓励大家拿回家。我觉得不能免费白拿，特意花钱买了一点。事后我曾专门向外办的老张作过汇报。他对我的作法表示过肯定。”

他一时无语。

“听说你人还没去华盛顿，就已开始张罗你爱人的出国日程了，啊？”我笑笑说：“我根本没有张罗什么。是老孙主动问起的。”

詹永杰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嘱咐我出去后，要服从老王的领导，当好他的助手，并定期给党组织写思想汇报，争取早日入党。

离开詹的办公室，邬秀基悄悄对我说：“幸亏你讲明白了，否则老詹会记你一辈子的。”

1985年3月的一天刚过完28岁生日，中国民航的客机就把我带到了地球的另一端，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着陆前透过机窗，只见机翼上方星空灿烂，下面的曼哈顿高楼林立，灯火辉煌。天地似乎浑然一体。

6、华盛顿岁月

初来乍到有许多事情要从头做起，包括学习驾驶，申请驾驶执照，记者证，以及如何尽快适应新闻报道和情报搜集工作的要求。所幸有老王和他夫人老许的帮助我很快适应了环境。

美国是世界上最出新闻的地方。根据报社的要求，老王主要负责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新闻报道，我则负责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报道任务。

当时我们和报社都没有传真机，所写的稿件要靠老许把汉字换成电报明码，输入，再经电传机发回。多亏老许早就把明码本子熟记在心，故从来没有耽误发稿。只是这样一来超过千字的应急稿子常常要在清晨三、四点才能发走。后来，我采用汉语拼音加英语单词的方法发稿，多少减轻了老许的压力。

每天我们都要阅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箴言报>以及<中报>、<美洲华侨日报>和<世界日报>等三份中文报纸。当然，还包括国内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是我们了解最新情况，汲取新闻题材的基本功。周日的英文报纸一份最少20多页。到了周末，其厚度加倍，超出那时国内一份报纸两周的总和。看完报纸并把感兴趣的材料剪下，分门归类，加以保存，大约要用一个上午。

正是依照这种办法，我很快搞到一个独家新闻。当时美国国家航天局的<挑战者>航天飞机起飞后，我发现七名宇航员中有一位中国出生，后从台湾来美求学的华裔，叫王赣俊（Dr. Taylor Wang）。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博士，在那次飞行期间担任仪表舱专家。我意识到这是国人很感兴趣的话题，便不时留意航天飞机的行踪。5月6日在加州Edwards空军基地着陆后，我立即给休士顿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打电话，要求与他通话。结果，阴差阳错，话筒另一端居然传来了他的声音。我抓紧时机，请他谈了太空飞行的观感。然后，根据事先掌握的背景材料，很快写出一篇新闻特写，经老王修改，及时发回报社。第二天，这篇稿子居然上了<光明日报>头版，并被中国新闻社转发到海外中文媒体。这是我从事新闻报道以来头一次上头版。

为西苑搞到的第一个科技情报也非常凑巧。按照老王的要求，我在阅读英文报刊时留意寻找有情报价值的材料。一次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现两篇从不同角度介绍一种对宇航技术和国防工业有重要功能的新兴工业材料。我整理出一份东西，经外交信使队带回国内。几个月后，老王告诉我那篇东西被评定为甲类科技情报。

1985年中共领导人有两次重要的赴美访问活动。其中一次是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应前总统里根的邀请于7月份开始的国事访问。作为随团记者，陪同代表团途经各大城市时，经常碰见<中国之春>的民运人士散发传单。我当时对他们很敌视，与目前海外支持中共、敌视法轮功的一些人的立场如出一辙。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为那时被中共蒙骗而汗颜。

在华盛顿期间，我们广交朋友。这使我有机会从不同侧面听到对中共社会制度的评论。一次一个曾在国内媒体作过记者，后在美国一家报社实习的朋友谈了对中美新闻制度的一番比较，入木三分。他说，美国的媒体各有自己的老板而中共的媒体却只有一个老板。我很受震动，暗想要真正能防止文革悲剧在大陆重演，必须要有新闻出版自由。

那时的我笃信科学，除中医外，对任何与现代科学发生冲突的现象总是持否定态度。有一次，与朋友聚会时，碰到一位女士，经介绍，知道她有特异功能，可以透视人体，看到经络走向和穴位分布，还可知道他人的思想活动。我当时就请她猜猜我那时的内心思想活动。结果，她一下就说中了。与她交谈中，我第一次听到中国的经络学说是古代医家依据这种特异功能发现并加以总结和归纳而成的。虽说我对现代医学就经络学说的众说纷纭早就有所耳闻，她的解释让我大开眼界。使我看到了现代医学的局限，同时莫名奇妙的对传统中医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这次经历为我日后告别仕途，潜心学医起到了独特的影响。

1985年初到华盛顿不久，我就赶上了联邦调查局接二连三地破获间谍案件。上半年抓获了为苏联提供情报多年的John Walker情报组，四人落网包括他在海军服役的儿子。年底又捕获了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Polard。最让公众感到震惊的间谍案却是中共潜伏在中央情报局达30年之久的金无怠（Larry WuTai Chin）。据媒体报道，金早年就读燕京大学，学生时代已加入地下党，1946年为美国驻华军调处做翻译。朝鲜战争爆发后，加入中央情报局外国广播新闻处。一干就是30来年，1981年退休。由于享有中情局内部最高保密等级，可阅读有关中共方面的绝密文件。他把大量偷拍的微型胶卷，通过在多伦多和香港的秘密交通转到中共手中。与此同时，美国媒体还报道，中共安全部的一名特工叛逃导致金的被捕。按理说，对这样一位为中共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老情工”，中共会破例为他“求情”，采用交换在押间谍等形式，把他营救出来。这种事例在美苏间谍战中已屡见不鲜。但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中国政府发言人为了面子，死不认账，一再否认金与中共有任何关系。86年2月4日法庭开审，2月8日联邦陪审团定罪所有17项指控，并定于3月17日宣布判决。就在金在拘留中心等待判决期间，他接受了<世界日报>的采访，呼吁中共拿魏京生作为筹码，交换他出狱。当他得知中共对他依然矢口否认后，他绝望至极，于2月21日在囚室内用垃圾袋裹住头，拿鞋带勒紧，窒息而死。

金的结局令海外为中共长期潜伏的间谍极为紧张。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想象安全部叛逃者是否掌握他们的情况。1986年初从台湾劫持波音货机到广州的王锡爵就属于受此案波及的案例。

后来得知，安全部的那个叛逃者叫于强生，是安全部外事局的一位副处长。最为滑稽的是，安全部后来希望利用借刀杀人的手段除掉于。1986年夏国际关系学院派出的一个代表团，内有一名说客曾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工作，与老Bush有一定的私交。在华盛顿期间，专门拜会老Bush，声称于“很坏”，“一旦跑到苏联那里对美中关系十分不利”。当该团知情者把此事告诉我们时，大家对使用这种小把戏哭笑不得。

于的叛逃让我意识到安全部对部内年轻出国干部的防范一定会大大强化。我爱人来美事看来很难有机会了。果不其然，老王夫妇87年初休假归来后，我从他那儿得到了证实。我当下决定，提前结束4年的任期。

1987年4月，远离故乡25个月之后，我回到了朝夕相盼的亲人身边。

7、弃仕从医

两个月的休假结束，我先到光明日报社向国际部汇报工作，再到外事办公室交回护照。而后跑到西苑向二局三处还有局长詹永杰汇报工作。没想到两年来，老詹对我紧盯不舍，依然如顾。

“你是不是到华人家偷看过黄色录像？”我简要汇报完，他张口这样问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便把一美籍华人把我及常驻华盛顿的其他中共记者，<北京电台>的小藏，<文汇报>的老陈还有<人民日报>的小景请到他家过周末的事介绍了一下。当他给我们放黄色录像片时，我首先婉转地表示拒绝。他只好作罢。

詹没有再说别的。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前，我鼓足勇气，向他递交了早已写好的请调报告。我的理由是“觉得已不适合在这样重要的国家机关工作。”詹的最初反应大概以为我不满意光明日报社，想换个地方。所以，他说，想不想去<人民日报>或<中国青年报>还个地方。我明确表示哪也不想去了，就想离开安全部。其实，我当时的真正缘由是两个，一是觉得他们不信任我。我那时推崇的原则是用人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在我爱人出国事上屡次出尔反尔，有些人对我的不信任已再明白不过了。我实在没必要为“五斗米折腰”。二是觉得中共的媒体都一个样，充当党的传话筒，要么粉饰太平；要么小打，大帮忙。实在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当然这些是不能讲出口的。

接下来联系好的两个用人单位都被西苑先后拒绝，尤其是对第二个单位的调函，安全部人事局是这样答复的：用人单位必须先到北京市公安局和安全局为我注册，否则不会放人。当人家悄悄告诉我西苑信函的上述内容，我倒吸一口凉气，看来我已被他们怀疑成美国或台湾的特务嫌疑了。

原来安全部的熟人，极个别的除外，看见我都退避三舍，仿佛我染有传染病似的。我请求辞去公职，结果被告之他们有拒绝我辞职的权力。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三天两头找詹永杰，要求他同意放人。有一次他嫌我影响他工作，威胁说要对我实行党纪处份。我只好告诉他那得先发展我入党才有可能。此后我不再去他的办公室，改去他家找他谈。詹没办法，只好表示可以放我走，但需“冷却半年”。

我明白象我这样的“人”不再有可能在涉外部门被委以重任了，也没有可能再到国外工作或读书了。我该如何调整人生的方向呢？我苦苦想了好久，想去学电脑，也想去经商。但想来想去觉得电脑和经商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最后我想起了学习中医。应该说这是我很早就形成的宿愿。

我从小体弱多病。大了之后是姐弟五人中看病次数最多的一个。初二得了哮喘，重得几乎让我从此残废。后接受长达两年的脱敏注射，加上1976年一冬天的冬泳锻炼，我才恢复了健康，并得以到农村插队。半年之后又在农村染上肝炎，急性又转成慢性的。就在西医彻底抛弃了我的情况下，著名中医孔牧民老先生出现在我面前。我的症状很快全面改观，半年后得以康复。当时我曾壮着胆子请求老人收我为徒，谁知他愉快地接受了我。这时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恢复了。在准备高考和自学中医之间，我举棋不定，老人家看出我的心思告诉我，随他学医，没有文凭很难立足，鼓励我去高考，并说他愿当我的医学顾问，保证我学业成功。

就这样我放弃了头一次学医机缘。“现在不正是学医的最好时候吗？！对！不为良相必为良医。我还可以把中医古籍翻译成英文，介绍到海外。”一想到此，压抑在心头的烦恼和苦闷一扫而光。我马上骑车跑到孔爷爷家，向他说明了来意。虽年届耄耋，他再次接受了我。他递给我一本<药性歌括四百味白话解>，说，先把它背下来。从此我天天跟这本书干上了，无论是骑车还是步行，只要脑子有空就在背书。半年后把那本书的四百味药基本上背的滚瓜烂熟。

1988年夏，西苑终于放我走了。他们安排我回光明日报下属的出版社工作。我同意去那儿的前提是因为出版社的总编辑陈清泉许诺我可以利用上午时间去进修中医。不过在办理调出安全部的手续时，我不得不签署了一份协议书：保证15年不会因公或因私出境。

孔爷爷为了让我系统学习中医，建议我自费到北京中医药学院开办的第12届中医进修班学习两年。很快我办好了手续。

出版社老陈对我格外开恩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利用我的英文能力帮他处理与澳大利亚通讯社合办的中国新闻信息中心的文字编审。我们的任务是每日向对方提供10来条译成英文的中国经济新闻。译文请中国日报社的人完成，我的事只是挑选新闻和审核译文。

就这样，我上午到地处东城区宽街的药学院上课，下午到位于宣武区的信息中心上班。天安门是每天骑车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