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之前一段时间，我们在马路边上炼功时，经常有便衣或警察监视我们炼功，派出所以加强联络为名登记谁是辅导员，将我列入“黑名单”

1999年7月22日，我从功友那里得知北京要出台对大法不利的文件，我决定去北京上访，可是我买了票刚走到火车站的候车室门口就被公安拦截，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一个诚实的“是”字刚出口，我立即被窜出来的警察抓住，绑架到市刑警大队，可见邪恶集团早有预谋，而且镇压已在全国拉开序幕。后来又将我送到派出所非法扣押一天，75元的车票作废。

1999年7月23日早4点，几名警察上楼敲门要抓人，我女儿说我不在家，他们就在小区门口守候，将我和一个功友一起抓走，在派出所关押一天。

1999年10月，因亲戚家孩子到北京医院做手术需要我帮忙照顾，在火车站再次被抓，因那时，在火车站检票口警察24小时把守，一个一个的盘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可是功友们还是通过多种渠道去北京，有的打出租车去，有的从恶警的眼皮底下正念通过……。我被无理带到派出所，经过调查他们明知我是去北京医院照顾病人，仍不放我回家，要我做公安内线，有情况及时向他们汇报，我严词拒绝后，所长扬言关押我，威胁我说要将我送什么什么地方等，我始终不为所动，无奈他们才放我回家，损失27元车费，亲戚的孩子只能找别人照看，在大陆根本就没有人权，当权者对法轮功根本就没讲过法律，法轮功学员连正常的生活保障都没有。

1999年12月10日，我决定去北京信访办向政府反映我通过学大法身心受益的大法真实情况。那时天安门广场都是便衣，我下车后刚来到天安门广场，一个便衣就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是！”立刻被几个警察架上警车，车上一个年轻的警察问我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想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话音未落，立即遭到这个恶警左右开弓的打嘴巴子，一边打一边喊：“上什么访，谁都可以上访，就是不许你们法轮功上访！”我被带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后被送到河北公安厅驻京办事处，当夜被秦皇岛海港公安分局接回，被秦皇岛公安二处送第一看守所，非法拘留一个月。拘留所里阴暗潮湿，由于人多木板上放不下，大法弟子都睡在水泥地上，厕所就在旁边，臭气熏天，吃饭、睡觉全在几平米的牢房里，伙食极差，虫子、鸡毛漂在菜汤里，而且吃不饱。恶警让犯人看着我们，我们大法弟子成了犯人中的“犯人”。因学法炼功，遭牢头拳打脚踢，用鞋打嘴巴子，脸上都是伤。一个月后，家里被迫交2000元保证金、押运费300元、拘留所伙食费230元，才得以释放。

2000年3月5日，北京召开“两会”期间，被绑架到单位办的洗脑班半个月。2000年4月20日，因我不写“保证书”被强行送到洗脑班。因单位支付不起1500元费用，被单位接回单位办班，月底我单位书记以我的名义打白条借1000元，（后来这1000元从我退休金里每月200元，5个月扣清）再次把我送入洗脑班，每天强化洗脑，高强度军训，妄想从意志上、身体上搞垮我们，可是它们失败了。一个月后我又被接回单位继续洗脑。7月6日，全市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被抓，我被迫和单位另一大法弟子关押在一招待所监视居住，直到8月底才获自由。

2000年12月，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法轮大法是正法”喊“法轮大法好！”被抓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由于人太多，当晚开始分散，我被送到昌平公安局史各庄派出所，我们被轮番审问，不给饭吃，不让睡觉，审问我们的住址、姓名、单位等。为了达到目的，恶警强行让我脱掉羽绒服、外衣，脱掉鞋袜，光脚站在雪地上，直到恶警穿着棉衣都冷的受不了，才让我回到屋里，48小时后，无条件释放。

2002年春节，我因发真相资料被抓，被非法关押1天，被抄家。2002年11月3日，中共16大前夕，我正在家做午饭，被公安一处以谈话为名骗到一处，家被抄，在一处被刑讯逼供坐铁椅子上两天一夜，被上绳、用皮带抽脸，灌凉水等酷刑，打得整个脸都变形了，肩膀、胳膊一道道血印，我丈夫看到我时都没认出我来，等到被送到第一看守所时，有的犯人都同情的哭了，没有镜子，我不知打成什么模样，只觉得脸肿很大，脖子、胳膊钻心得疼。这就是在中国被标榜成“人权最好时期”，公安干警对一个手无寸铁的50多岁的妇女下如此毒手！只因我信仰真善忍！这次我被非法关押了26天才释放。

四年来，经常受到骚扰、恐吓、跟踪、监听，我丈夫多次受到单位的威胁、什么开除党籍、下岗等，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听到电话铃响、敲门声都紧张，害怕警察又来抓人。

以上是我的亲身经历，现在大陆许多大法弟子仍被非法关押，迫害仍在继续，全世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大陆的大法弟子将和海外的大法弟子一起，揭露迫害，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早日把江泽民这个小丑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结束迫害，迎接法正人间的到来！

希望“追查国际”把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我的事实经过提供给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联合国人权组织，作为公审江泽民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