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如此简单的要求，却碰到了不少困难。第一次与市长助理约会，就注意到他的书架上同时摆着我们的资料和中共的造谣材料。虽然这位助理反复地说他很同情我们，却又说两面反映的情况他们都要考虑。同时他毫不隐讳地说市长和中领馆的关系很好，中领馆经常有人来访等等。最后他告诉我们他会把我们的请求转达市长。

第二天，这位助理来电话，说他们很同情我们，但市长已经给我们发过一次褒奖，今后不想再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出师不利，我们认识到加大深度讲真象的重要性。如果不是这样，而只满足于表面，那褒奖反而好像成了人情，好像给了我们褒奖就欠了中共什么，就得平衡一下，那怎么能行？那怎么是摆正了位置？

在每周的集体学法讨论中，大家从市长与中领馆的密切关系上认识到，这里有邪恶干扰的因素。师父在《在2002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中告诉我们：“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象、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当看到给我们带来了损失，看到我们证实法有障碍时，不要绕开走，要面对它去讲清真象、去救度生命。”我们认识到，那些对法有误解、有不好的想法、受邪恶蒙蔽的生命才更面临危险，更需要我们去救度。

提高了在法上的认识，我们决定加大讲真象的面积和力度。我们和所有市议员约会见面，向他们递交“法轮功人权报告”和“烟台报告”，向他们揭露迫害的真象。同时我们和负责烟台姐妹城的市民委员会主任见面，讲清迫害的真象。这位主任是华裔，也是基督徒。虽然出生在美国，但受父亲影响，觉得美国对中国不好，觉得中国人不应该揭自己的短。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虽然她对迫害一点都不了解，就因为华人集会时看到我们发材料，就对法轮功有很多误解。同时她还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躲在家里炼，当受警察酷刑折磨时，为什么不能撒谎说不炼。她甚至认为，如果是为了生命安全的需要而背叛，耶稣是不会怪罪的。总之，有很多的误解之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从让她看“法轮功人权报告”和“烟台报告”中的迫害案例开始，一点一点的向她讲迫害的真象。在自由社会长大的人毕竟不会认同迫害，她意识到有很多事情她确实是不知道的，就开始问一些问题。就这样，经过几个小时的交谈，她终于对我们有了初步的理解，尽管她并不能直接帮助我们。

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面对面讲清真相，终于有一位市议员决定要提议，呼吁烟台市政府停止迫害。这位议员让我们选择，是由她以个人名义签发这个提议，还是由她向市议会提案，由市议会做成决议。我们讨论后，觉得这件事情是为了起到抑制邪恶的作用，那么怎么样有力就要怎么样去做，不能停留在表面。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支持。于是我们开始寻求其他议员对此提案的支持。今年洛杉矶法会前，终于得到多数市议员许诺支持。那位提案议员还告诉我们，他们已与市长办公室联系过，市长的态度是不反对。毕竟是好几个月努力的结果，大家都很高兴，并觉得可以向洛杉矶法会献个礼。

尽管我们很注意，尽量避免干扰，然而，到预定投票前一天，二月十七日，事情还是起了变化。市长突然变卦，拒绝将提案列入表决议程。他的表面原因是这是国际关系的议题，市政府不参与。他这条理由对其它市议员虽然没有说服力，但由于市长有权决定表决议程，除非有半数以上的议员提出否决案，我们的提案就不能提上表决议程。我们试图和市长沟通，但是显然他受到了干扰，他的助理甚至拒绝给我们再见面的机会，并强硬地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了，没有可沟通的。

怎么办？“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象、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在2002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我们是碰到了问题，但这不也是我们讲真象的机会吗？市长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没有能让市民们知道真相。让更多的人知道真象，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是去讲真象，至于结果，那将由圣地亚哥市民们和他们的市长决定。

圣地亚哥市议会每周二开会。那一天，市民可以就一个题目申请三分钟的发言。就从二月十八日起，我们开始每周二市议会轮流去讲真象。三分钟很短，但我们每星期都去，不怕时间短。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情，是我们发自内心要做的，坚持下去，也不怕时间长。

讲真象是个修炼过程，是我们共同提高的过程。从开始不知道怎么讲，觉得没有多少可讲，到后来越讲题材越多，萨斯，中共间谍，23条，都可以和姐妹城联系起来讲。有一位西方学员主动承担起写讲稿的任务，每个星期讲一位烟台弟子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震撼人心。

讲真象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周二是工作日，有些学员必须请假来发言。有一个学员有个不到两岁的女儿，带来一起参加市议会。市长每次都把我们的发言排在最后，轮到这位学员发言的时候，女儿已经等急了，抢过妈妈的话筒，大概想发表她的不满，引得听众大笑，反而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一个学员平时胆子很小，怎么也不敢上台发言。有一天她悟到，这是讲真象啊，不敢讲怎么行。上台后却忘记了自己在台上，完全沉浸在烟台学员承受无名苦难，呼唤正义良知的事迹之中，用心在读着，并由衷地流下了眼泪。就在她读不下去的时候，市长却催促她时间到了，要她快点读完。我们的学员就这样哽咽着读完了最后一句话，却感动了全场，引来了长时间的掌声。

一个又一个星期，我们的发言成了市议会一道固定的风景线。每周的市议会都有公共电视现场直播，并重播四次。据说观看者每次平均几千。这是多好的讲真象的机会啊。而每周来市议会现场的也有一两百人。从公司总裁，到无业游民，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满脸稚气的小学生，应有尽有。有的人听说过法轮功，更多的人没有听说过，但对我们的发言都是报以热烈支持的掌声。常常有人在现场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学员的发言后打电话来询问更多的真象。前面提到那位腼腆的学员发完言后就有人打电话来说太感人了。是啊，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告诉我们：“讲真象是最有力的，是大善的行为……”。

一个又一个星期，我们不断地体会着法的威力，讲真象的威力。在我们连续去市议会发言后的两个月左右，一位市议员特意打电话到发言的学员家中，表示他对我们的支持。还有一次，另一位市议员约发言的学员商量，怎样推动提案表决。其实，我们知道，只要有超过半数的市议员联合起来，市长就必须服从。但是，我们不执著于他们怎么做，我们就记着师父在《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跟我们讲的那个一路讲着大法真象、喊着“大法好”的学员的故事。

我们每周去市议会讲真象已经五个月了，其中也有做得不足之处，最主要的就是没能发动更多的学员参与发言讲真象。

就在我们来开法会的前一周，在我们学员发言后，一位市议员的助理找到学员，说市长准备将议案列入表决议程了。这位助理进一步告诉这位学员，即使市长不同意，也有超过半数的市议员准备联合推动议案表决了。我们仍然不执著于他们怎么做，我们就记着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告诉我们的：“使全世界的人都觉醒了，都知道了这场迫害的邪恶，谁也不去随从它，都在抵制它，那邪恶还能支撑下去吗？”

(2003年华盛顿DC经验交流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