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以后，天就象塌了一样，所有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冲击。有的被非法抓捕，有的被非法监视，有的……。从此他们的生活，包括他们的家人就再也没有平静过。

身心受益　不能放弃

1999年7月20日那天早晨5点，我象往常一样到炼功点炼功，还没走出多远就被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的4、5个人跟上。他们阻止我到炼功点炼功，我不听他们的，继续往前走，他们就跟着我到了炼功点。那天炼功点上一个学员也没有，可能都被他们拦住了。我就想自己炼，他们不让，拉着我并恐吓我说：再炼就把你抓起来。就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了自由。我家楼下每天24小时有人监视，白天只要外出就有人跟着。那时我的婆母因脑溢血正住院抢救没有脱离危险，我要天天到医院护理，居委会派两个人跟着我到医院。只要在家居委会和街办的人就天天到家中来骚扰，要写保证书、交大法的书、师父法像等。我不配合他们并跟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就说：是工作，没办法，我们也不愿意天天到你们家里。就这样直到把我交给单位（因我已退休）。一天晚上快12点了，突然家中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和叫喊声，全家人都被惊醒了，原来是单位领导半夜来做工作，让我放弃对大法的信仰，别到处乱跑，免得给他们带来麻烦，被上级怪罪。我告诉他们：我们是修“真善忍”的，都在做好人，不会做危害他人的事，对社会、对家庭都是有利而无害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说只要你不出去，在家里偷着炼我们不管。后来，单位又办洗脑班，因我婆婆住院还在抢救之中，我请假他们不允许。最后经研究才准许我每天上午去洗脑班，下午可去医院。

在这铺天盖地的压力下，家人们承受不住了，他们苦苦地哀求我：放弃吧，别炼了，要不你就撒个谎在家里偷着炼。你看一家人跟着你受罪，家不象家的，没天安稳日子过。我深知他们的痛苦和感受，我何尝不想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啊？！但是我坚信自己没有错，我信仰的“真善忍”更没有错，所发生的一切不是我们的错，我不会放弃的。那个时候，每个不放弃对法轮功信仰的学员，都在承受着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巨大压力。

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

面对对师父、对大法的种种诬陷，我不能再等待，再沉默，我要对得起法轮功学员这个称号，我要为师父和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1999年11月中旬，我突破种种干扰（那时候我在家要帮女儿带孩子，还要照顾有病的婆母），决心到北京上访，我要告诉国家领导人，法轮功是清白的，师父是清白的。到北京后，我们打听好了国家信访办的地址，第二天我们就直奔信访办。在信访办门口，有好多好多的便衣警察在那里，他们都是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派来抓法轮功学员的。我们还没站住脚，他们就追上来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诚实的告诉了他们，然后就被他们逮捕了。

我们被警车拉到了驻京办事处。在那里我们都被强行搜身、搜包，我带的200元人民币和身份证被他们没收。当天下午我们被拉回，我被送到派出所关了半天，又遭到了搜身搜包，后被治安拘留16天。那里的被褥又脏又臭，每天中午的一顿菜是白开水煮白菜叶子，吃完后，碗底有很多泥土，喝的是卫生间的自来水。我在那里交了370元费用。16天后我被厂长（迫害大法学员的恶人，现已遭报，肺癌已手术）和厂办的一名工作人员拉回厂。厂长在他的办公室和我谈话，目的是让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保证今后不再到北京上访等。我就对他讲修大法后我身心的受益和对家庭与社会的好处。他一点也听不进去，还气的脸蜡黄，说我就不信治不了你。然后把我关在一个破旧仓库里，那里已经非法关押了两名法轮功学员。仓库里没有床，潮湿的水泥地上只放了一只破旧的铁篦子。

开始我们3个人关在一起。后来他们说关在一起不但不转化，反而更坚定了，就把我们分开，每个人关在一间屋里锁起来，吃饭由看我们的人给买。每个屋里放一个用过了的油漆桶，在里面大小便。在仓库的入口处专门焊了一个大铁门，每天24小时锁着，别人不准随便入内。家属探视不经领导同意不准见面。那里成了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私设监狱。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们的脸盆、饭盒里的水都结成了冰块，毛巾在铁丝上冻得拿不下来。在最冷的那几天，我一个人关在空荡荡的仓库里（另两个人被送去拘留7天）。总厂的领导去看看我怎么样了，见我没有屈服，他们气得回头就走了。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有一名姓王的学员，手和耳朵全都被冻伤，手肿的变了形，耳朵成了紫褐色。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们想动摇法轮功学员的信念，可是他们失败了。有的功友给我们送去了大法的书，只要听不到锁响，我们就可以静静地看书。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将家中的亲人找来，向他们施加压力，威逼、恐吓他们，利用亲情来动摇我对大法的坚信，同时进行精神折磨。

我的姐姐、妹妹哭着劝我写个保证快回家吧，觉着好就在家里偷偷炼，别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母亲整天为你担心睡不着觉，我们都没让她知道你在这关着。

女儿抱着小外孙女流着眼泪说：妈，我们家中不能没有你，你快回家吧，我爸爸他班也上不了，白天看孩子，还要侍候我奶奶。他一吃饭就哭，说自己没有用，人又瘦又老了，太可怜了。

我丈夫来看我，一见面他放声就哭：你快回家吧，如果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就跟我回去吧！借多少钱我也想办法。我看着他们那痛苦的表情，消瘦的面容，我强忍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我告诉他们回家可以，保证不能写。他们失望了。我何尝不想回家和亲人们团聚，家中有那么多的事需要我去做。我要无条件回家，因为我们没做错什么，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不会给大法抹黑。

不法之徒们又编造材料，说我到北京闹事，开除我的党籍。一次次的失败，他们降低了条件，保证不写可以，写个“以后不上北京”就可以回家了。我们3人谁也没配合他们。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们的人格受到严重的践踏。有一次我来例假，要求给打开门上厕所。成套厂厂办主任王洪申（迫害大法的恶人，厂办电话：8169412）不但不开门，还当众羞辱我。还有一次，我们那里关进了一个20左右岁的小伙子（大法学员）。恶人王洪申、周兆亮喝了酒后对他大打出手，搧耳光、揪头发、脚踢等，把他打倒了揪起来再打。这样一直打得他们累了，然后脱去了他的棉衣，拿走了被褥，只让他穿一件线衣线裤冻了他一晚上。

春节就要到了，单位要放假了，他们就叫家里人交巨款、写担保，拿不上钱就别想回家过年。我的家人借了钱交上（共计5300元人民币），写了担保把我接回了家。那时2000年元月25日。

再度反映真实情况

2000年6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抱着不满2岁的小外甥女再次踏上了到北京上访的路。我坚信这次一定能把上访材料交上。第二天早上到了北京，天下起了小雨，刮起了大风。我抱着孩子来到了信访办。门口被无数的便衣警察堵的没有了路。我说你们这样怎么让人走路。他们便自觉地给我让出一条路来，我抱着孩子毫无阻挡地进了大门，后面的两位学员也跟着进了大门。当警察回过神来，我们已经进去很远了。他们追上我们问是干什么的？是法轮功吗？我说是上访的。他们纠缠不让我们向里走，把孩子吓哭了。我严厉指责他们，最后他们把我们送进去了。我们把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材料及见证人的材料交给了接待我们的警察。他们让我们写一下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等我们不配合。最后他们从材料中知道我们是哪里的，就叫人把我们带到了驻京办事处，那里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两个人被铐在一起，坐在地上。因我抱着小孩，没给我戴铐子。在绝食绝水的第3天晚上，我被单位的人接回。

他们把我拉到厂里准备继续非法关押（看我的人都已找好），我告诉他们如果不让我回家，我就继续绝食绝水。他们拿我没有办法，就把我送回了家。

骗局

他们想非法关押我的目的没有达到，第二天分厂的副厂长和厂办主任到家中说总厂有点小事。那天我母亲对我放心不下，也来到了我家中看我。我说不去，有事在家谈就行。你们看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走不开。他们谎言相骗。我母亲看他们那样好像很诚恳，就说那你就快去快回吧。堂堂的两位国家干部、单位领导人，就这样把我骗到了总厂的保卫处，我被送到拘留所治安拘留15天。

在拘留所，我对他们这种见不得人的行为表示抗议，我继续绝食绝水。他们找我谈话，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揭露他们迫害法轮功的种种行为。他们说我知道你们炼法轮功的个个都是好样的，我们也不愿意关你们，是你们单位把你送来的。在坚持绝食绝水的第3天下午4点，他们就把我放回了家。但我母亲这几天被惊吓的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就在那年的冬天老人离开了人世。

在2000年8月份至2001年的8月份，我在没接到任何通知和凭证的情况下，我的退休养老保险金每月被扣500元（共扣去5800元），只剩下一百零几元的工资生活，使我的家庭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

在2000年10月3日我再次进京，在北京车站广场被他们非法抓捕。理由是敏感日期法轮功学员不能上北京，真是荒唐可笑。就这样我被非法拘留15天，交了600元的生活费（家人交的）。

在这4年的迫害中，无数的大法弟子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他们在逆境中证实着大法，同时在讲清真相中救度着世人。

法网恢恢，邪恶不会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