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1999年6月份集体炼功，不法之徒们用水管子向我们身上撒水，还把水泼到炼功场地上、放高音喇叭干扰我们炼功，强逼所有在场的炼功人照了像。我们告诉他们；修炼大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按照师父教导我们的“真、善、忍”做好人，身体得到了健康。他们就没话说了。

有一次，我回家的路上，被早已守候在桥底下的暴徒们拦住了，并伙同我们村的恶人把我劫持在家里监视我，还把师父法像、炼功图、大法书及炼功带、讲法带等全部抄走了，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次他们监控了我四天。

到了秋天10月份，晚上我在家里睡觉，恶人们把我叫了起来，把我带到街办。在办公室，恶人问我还有大法书吗？我说“书都被你们抄走了。”他就叫一个恶徒把我带到了看守所，铐在了椅子上，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大小便、更不让睡觉。

2000年我去北京上访，在火车站被我们村的恶人劫持到街办。恶人问我去哪儿，我说到北京给师父说句公道话。它们就疯狂地叫唤，“你咋不在这里说？”我说：“是你们逼我们去的，在这里都没有说理的地方，所以我要上北京去。”它们就逼我给它们干活、洗衣服，却不让睡觉、不让大小便、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在街办关了三天，恶徒又把我带到看守所。在那里还是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睡觉、不让大小便，还不让炼功，我就要炼，就不听它们的。关了半个月后才叫我回了家。

回家呆了一个月，我还是要去北京。阴历4月份，我自己坐火车来到了北京，用了一天时间，才找到信访局。在信访局门口，被便衣们劫持到车上，带到了驻京办。村里大队委员和凤凰街办恶人拿着手铐来押我。回去的路上，它们在饭店大吃大喝，把我铐在外面等着。它们吃完喝完，又给自己家买了许多贵重的东西。把我带到了街办后，逼我跪在熘渣上，问我还炼不炼功，我说炼，它们就用竹条、棍子打我，它们自己打累了也不住手，由于跪地时间太长，我晕倒在地上，它们却说我假死。它们又逼我在它们的菜园里干活，却不给饭吃。在值班室里，我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对两个值班的要点东西吃，李家村的一个恶徒说不给我，我也就没吱声。后来一个小青年给了我一个馒头，我问它们要点水喝，恶人说不给。我就好不容易干啃了那个馒头。我被它们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腿上淌血，磕了一道大深口子，恶人又把我送到了看守所。在那里关了半个月，受尽了折磨。它们逼我家人拿钱，说不给钱就不放人，我说没钱，它们就劫持我到家里，碰巧我女儿在家里，给了钱它们才罢休。恶徒又到大队里要了三百元钱，骗了双份的钱。每次劫持我到街办、看守所、都强逼照像，每次索要10元钱费用。平时，邪恶之徒们常来家里骚扰，干扰我和家人的正常生活。

2001年秋天，我正在家里扒玉米粒，恶人闯到我家，把我带到了大队里关起来，家里给送饭也不让吃、也不让睡觉、不让大小便。把水泼在地上，叫我站在上面，一站就好几个小时。（因为我大儿子得了癌症，需要人伺候，就放我回了家，但还被它们监控。）当时和我在一起关押的还有其他同修，有一个同修（后来被邪恶之徒活活打死，《明慧》有报道。）她抱着一个五个月大的孩子。后来，邪恶之徒逼我交5000元钱，我没钱，它们就逼大队交。大队里给拿上了。

我坚决跟着师父走，坚修到底，同时，希望咱们不论在家里的还是在外面的同修，都要把握好自己，无论再忙，也不能忽视学法，做好师父讲的三件事，学好法，讲真象，发正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