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共的开放政策扩大到金融领域，而且政策从向广东倾斜改为向上海倾斜，于是上海被塑造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也的确，“解放”前的上海本来就是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而且是冒险家的乐园，有这个传统，要“复辟”总是比较容易一些。由于中共的腐败，金融业又掌控了中共的经济命脉，是各行各业的财神爷，因此这一行业也最容易腐败。好多年以前，从金融行业里就传出他们的一些头面人物可谓“天天欢宴，夜夜新郎”，虽然可能言过其实，但是从中也可见一斑了。

最近被揭开的香港中国银行总裁刘金宝和号称“上海首富”周正毅的经济案件，看来会扯出一大堆问题出来。如果按照中共的术语来说，就是揭开了上海的腐败盖子，特别是金融业的腐败盖子。而金融腐败同权力腐败往往是分不开的，因此也会涉及一些高官。根据目前传出来的一些资料，刘金宝的案子同他从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七年间在上海给周正毅三、四十亿元人民币的违规贷款有关，而为了填补这个金融黑洞，刘金宝出任香港中国银行的高职以后，继续违规贷款给周正毅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以便玩弄财技利用上市公司掠取资金。之所以东窗事发，有说是香港中银高层内部有人打小报告，也有说被周正毅在发展上海静安区的地皮时强迫拆迁的市民因为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而集体上告中央。五月下旬周正毅从香港回上海时在上海被捕，数日后周的没有法律名份的“妻子”毛玉萍，也是香港上市公司上海经贸主席，则在香港被拘捕，但是两天后保释回家。

目前此案由中纪委、公安部（因为涉及境外，有说国安部也插手）、银监委来调查，而且回避上海市当局，上海市也严禁当地传媒报导，北京的《财经》杂志在连续报导后也被查禁，令案件更充满诡异性。据各方的报导显示，前上海人大常委副主任，在九○年代主管经济的副市长沙麟已经涉案。一批上海的民办企业也涉案，因为按照规矩办事根本贷不到款项，其中明确卷入的有香港腾达公司董事局主席许培新，他在香港办公室中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隔两天后获释。此外，香港另一家上市公司新万泰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钱永伟也在上海被警方「请」去调查，至今未归。现在不但上海的大型民企人人自危，上海的高官也人人自危。美国的《纽约时报》就点名会牵涉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前上海市长，后又担任市委书记的黄菊。毛玉萍在上海人脉极广，连江泽民儿子江绵恒也是她的好友，因此案情如何发展，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

其实其它金融大案这两年也逐渐浮上台面。二○○二年一月十日，中国建设银行的内部公告突然宣布行长王雪冰离任，原来是被“双规”。王雪冰曾在伦敦和纽约的中国银行任职，一九九三年开始担任中国银行行长，二○○○年出任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是因为纽约中国银行违规借贷案被美国政府发觉而东窗事发，违规贷款涉二亿美元，其中对声称同扬州市政府有关的朱姓夫妇就放款逾三千四百万美元。朱镕基不但欣赏王的才干，王更是江泽民家里的座上客。由于涉及高层好多人，因此这个案子一直很难宣判，只是因为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在十五届七中全会上，王雪冰被撤销职务和开除出党。

同王雪冰案有关的还有几个案子：

一是继朱小华后，担任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于二○○○年五月十日晚在北京某医院坠楼身亡，官方以患有忧郁症解释其坠楼原因，但外界相信李福祥自杀与王雪冰案有关。王雪冰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至二○○○年二月担任中行行长期间，李福祥主管中行资本部。他们两人年纪差不多，也是好朋友。

一是担任曾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副主任(中银香港前身)，并在二○○一年初辞职继而赴美国修读短期课程的梁小庭，于同年十月左右回北京时就被中纪委要求「协助调查」，据说是同在香港任职期间的受贿案有关。梁小庭是前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的儿子，同王雪冰是“上山下乡”的战友，也是王雪冰一手提拔上来的。

除此之外，影响比较大的，中银广东的开平分行的三名要员，包括前分行行长许超凡、继任人余振东和经理许国俊涉嫌亏空，并挟款私逃，于二○○一年十月中旬经香港逃往加拿大，被卷走的款项有数亿美元之巨。他们在贷出这些巨款时，根据守则，总行不可能不知道。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王雪冰案同刘金宝案也有牵扯，因为他们是上下级的关系。而且刘金宝所在的上海和香港地位都很重要，同总行关系自然密切。

但是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在这以前很少有金融案子发生。最早暴露出来的上海金融大案，是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的“三二七”国债期货丑闻，被誉为“中国证券教父”的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上千亿元的空手道交易，结果以受贿、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处十七年徒刑。但是在这场豪赌中对立的金融大鳄和他们的战友与后台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一直是个谜。现在有报导说，当时担任上海中银行长的刘金宝曾违规向管金生贷款三十亿人民币。

一九九九年七月被中纪委“双规”而在去年被判十五年徒刑的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也是上海背景。他在调来香港出任新华社经济部副部长前，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但是他判刑的罪名都是出任光大董事长后的受贿罪，涉及六百多万人民币的款项，但同上海无关。

因此上海被揭开的金融腐败案很少，岂止是金融腐败，高官的腐败案也最少。查一查中共的腐败案件，上海最后一个大案是一九八六年以受贿罪判处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余铁民无期徒刑。他接受的财物大约两万五千元人民币，另外导致国家损失二十一万美元。同现在相比，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了。被形容为“门槛精”的上海人，是精到不敢腐败，还是精于腐败而不被察觉，只有天晓得。然而上海这个金融中心造就了两个“大王”，银行扮演什么作用，倒是值得深思。

要彻底揭开金融黑幕，有两个顶级案子非搞清楚不可，那就是第二代总设计师邓小平家族中“地产大王”邓质方和第三代核心江泽民家族中江绵恒第一桶金的来历，银行有没有违规贷款？他们都是在上海当“大王”的，上海的金融机构有不可磨灭的功劳。邓质方的问题，相信一九九四和一九九五年间江泽民整邓氏家族时就搞清楚了，但是矛头是针对邓家，所以邓质方被迫放弃同北京帮太子党的周北方及香港富商李嘉诚在香港上市的首长四方。但是涉案的上海帮则秘而不宣。没有上海领导人和银行的支持，邓质方怎么可能在一九九二和九三年间批到古北区的廉价地皮？也没有资金兴建豪宅出售。

同样，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在一九九四年突然冒起，取邓质方而代之当“电信大王”，上海市的领导人和银行界也是功不可没。这次不是简单的廉价地皮，而是廉价公司。上海市经委上亿资产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怎么会由江绵恒几百万就买下来了？江绵恒的资金又是哪里来的？因为他事前只是上海的冶金所所长而已。而其后江绵恒又同台塑王永庆的儿子王文洋合作投资六十四亿美元在上海创办宏力微电子公司，但据本刊的报导，王文洋向好友透露，他根本不出一分钱，江绵恒只是借他的名字而已。江绵恒抬出王文洋，自是要掩盖他的资金来源。这个报导是可信的，因为王文洋同吕安妮在上一个世纪末闹出绯闻而被老子逐出家门，哪里拿得出上亿美元？而后来也没有王文洋同江绵恒在上海共同经营这家企业的消息。

除此而外，自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中国大量资金外逃，特别是二○○○年一年就有四百八十亿美元通过地下管道流出，如果银行，特别是专营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没有卷入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也有消息说，在香港的刘金宝也协助过走私大王赖昌星洗黑钱。近来因为“沙士”蔓延，中国的政治经济前景蒙上阴影，有报导说，又有一百五十亿美元从中国大陆。而反腐败揭开金融大案，民企受压，贪官心慌，也会助长资金的流出。

上述有关中国银行的重大金融案件，除外逃者还没有归案外，其它至今尚未宣判，除了涉及高层权力斗争以外（例如朱小华案拖了三年才宣判，但涉案同时被捕的港商刘希泳则尚未宣判），相信也是因为有些内幕未能彻底抖出，因为涉及更高层的敏感人物。从最近中共宣判一些大贪官来看，现在的中共领导人似乎比较重视留下“活口”，例如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和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的贪污案，不像对待成克杰和胡长清那样以“立威”来达到“灭口”的目的，对他们都是判死缓，从而留下他们可以“立功赎罪”和提供证据的想象空间。王雪冰仅仅是候补中委，刘金宝地位更低，他们如果没有后台和保护伞，甚至是共犯，怎么可能将如此巨额的国家财产随意处置？对某些人来说，案情的深化自然就如芒刺在背。局势如何发展，得看中共新领导班子的决心和高层的力量对比和民间的反应了。而事件造成银行收紧贷款，可能使地产泡沫提前爆破，以及银行坏帐的增加，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载自《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