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把我们运到朝阳乡政府，（运到这里的有几千人，分了好多个地方）登记我们的姓名、地址等，不准我们买吃的，逼迫我们看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电视和他们的《通告》。我们齐声背《论语》，声音淹没了电视声，最后公安不得不关上电视。把我们外地的又运到丰台体育场，按省分开。体育场已满，北京不断地往里运，各地不断地往外运。警察的侮辱声、打骂声此起彼伏。他们不断地用暴力抓人塞上警车；不断地给一些人拍照；有的人被拖到警车后面，几个人围着一个人毒打。一个中年女同修在地上打坐，公安一脚把她踢倒，同修坐起来，他就再踢倒，就这样一直把她踢出几米远，该同修一声不吭。大家齐声制止恶警的这种恶行，带枪的武警层层就把我们包围了起来。在40多度的高温下不准上厕所，不给吃喝，其中有怀里抱的孩子，也有孕妇、老人。等着当地来接，有的已呆了3-4天。有些学员不走，恶警就强行拖出体育场（好几百米），塞到车上。

我被遣回后，公安及单位严密监视审问、强迫看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录象、逼迫交书、写保证。每个不写“保证”的学员，楼下都有岗哨，2个人一班，三班倒，24小时监视。不准外出，不准接触其他法轮功学员，随时传讯、问话。学校准备的假期老师计算机培训，学生补课全都停止。校内外到处都是值班监视的人员，公安也住进了学校。电视、广播、黑板报上都是污蔑法轮功的内容，一夜之间，亲人、朋友、同事、邻居转眼之间成了监视与被监视的关系。（学校炼功人员多，连我丈夫也被安排去监视其他人）

99年9月、12月摆脱监视再次进京，在天安门广场，一武警抢夺我的“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我被一个年轻的武警推到天安门西侧的红房子的里间，关上门，武警叫我蹲下，我说“为什么蹲下”，话音未落，一拳就落在我的左眼处，接着一脚踢在会阴处，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当我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想到了师的教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闭上了双眼。打骂够了恶警将我运到一个公安分局（那里已关满了法轮功学员，其中还有2个误抓的非法轮功人员），那里的警察把我的右手从右肩上拉到背后强行与左手铐在一起，在手和背之间插一木棍来回摇晃上刑。(一个月后释放我时左手还未恢复知觉，遗留下左肩疼痛，活动受限。)后被当地公安运到一个饭店。我们六个法轮功学员被铐在一起一天一夜，每人被勒索50元住宿费。被遣返回当地派出所，审问了一夜，家被抄，抄走大法书、录音带、录象带等，因炼功，又被吊铐在二层床的上层一下午，后被非法刑事拘留一个月（在看守所遇到一个同修，在北京被恶警收身，一分钱都没剩。我出所时留给她的钱，也被警察扣留），恶警逼我家属交2000元保释金才放人。回单位又被逼迫写“认识”（因有上访人员，原领导已撤职）。我借机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相，单位又把我关押到“教育培训中心”( 洗脑班)，每天派5人监视我一人。因绝食抗议，于2000年春节，被送回家中跟踪监视。2000年元宵节我到操场炼功，单位歹徒将我举报到派出所，因此再次被非法抓捕，刑事拘留。在“两会”期间炼功时，恶警还把我铐到看守所的铁窗子上一晚上。之后单位将我绑架到洗脑班，因炼功遭到洗脑班歹徒的罚站、限制食量以及辱骂。直到该洗脑班仅剩我一人，洗脑班负责人催单位接人，单位迟迟不接。5月中旬我才被接回单位，在监视下打扫卫生。2000年10月在没有任何手续下又被非法劳教2年。

从99年12月起以洗脑班花费为由被非法扣发工资及福利待遇。到现在工资、工作也没给解决，还经常受到骚扰。

尽管如此，我明白“不失不得”这个道理，尽管迫害是邪恶的，必须制止，但为讲真话、做好人付出代价，我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