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到办公室后，他们叫我说和其他的炼功人“有什么活动”，我说：“没有。”这样反复问了几次后，警察就让我“考虑一下，不然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说：“你到底讲不讲？”我回答：“要讲的都讲了。”这时一个公安拿出一张拘留证让我签字，我拒绝，我说：“你们这是非法迫害，我不会配合你们。”当天，他们把我强行关进了第二看守所。

九月上旬公安又来提审过两次，我说，没有法轮功，也没有我的今天。在炼功以前我身患浅表性胃炎30多年，患神经官能症、皮炎、鼻炎、前列腺炎，多种疾病缠身。88年12月又因公跌成脑震荡，不懂算数、出门迷路，而且经常性头痛，因此我便办理了公伤退休。94年6月又患肺结核等疾病，每天吃药当饭，给单位和家庭带来了很大经济负担，自己也给病痛折磨得面黄肌瘦、未老先衰。由于我身体不好、脾气暴躁，家庭也不和睦；在单位总认为自己怀才不遇，经常与领导顶撞，与同事争吵，搞得别人下不了台，同事关系也非常紧张，自己也精神痛苦。94年6月患肺结核住进医院（单位效益不行，从同事那里借了2000元钱交住院费），连打了18天的吊针才止住吐血。94年7月15日，为了有一个好的身体过好晚年，我从医院的病床上爬起来，参加了市气功协会举办的、由李洪志师父主讲的法轮功学习班，顿觉身体越来越好，从此走上了修心炼功之路。炼功才20多天，再照片复查，结核病灶只有豆大一点了，医生都觉得奇怪。于是8月中旬我要求带药出院。

从那时起，我坚持天天早上到炼功点上炼功，从94年9月至今再没有花一分钱药费，而且身体特别好，老熟人见到我都说我越活越年轻，确实是这样。因为法轮功修炼真善忍，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我的脾气也变好了，家庭、邻居、领导、同事之间的关系也融洽了。自炼法轮功后，我经常到单位义务加班，随时为单位和同事维修水电路（因我过去搞过钳工、电工），分文不取，也不吃请，99年10月起至今一直在单位生活区搞义务物业管理，多次回绝别人感谢我帮忙送给我的红包和礼物。这些只有法轮功修炼者才有这样的境界。

因为我把真相传单放在功友家一事，公安局的人又来提审。我对他讲大法弟子为什么讲真相，现在报纸、电视等一切新闻媒体都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极尽造谣栽赃之能事诬蔑法轮功和我们伟大的师父，进行一边倒的谎言宣传。国安部策划制造了2001年春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家庭暴力与精神病患者造成的伤人害命的事被拍成电视新闻，全说成是法轮功所为，欺骗善良的群众，却不给法轮功修炼者一点讲话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法轮功修炼者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想办法印发真相资料，冒着被判刑坐牢的危险，向人民讲清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把那些被造谣与欺骗宣传所毒害的无辜生命挽救回来。尽管目前很多人不相信，但这一天终究会到来。有理智的人都会相信善恶有报。法轮功学员没有罪，反而在做大好事。警察说：“政府不允许你做，你要做就是犯法。”我说：“江XX和其操控的610系统镇压法轮功，这并不能代表政府中的多数人，它是一种独裁行为。希望你们不要替他陪葬。过去的对彭德怀、刘少奇的迫害你们应引以为戒，千万不要随便附和葬送了自己。”

11月份的一天，公安把我带到某局招待所，叫来两个身材高大的青年公安，把我双手反扣，再一次要我讲真相资料的来源。我说：“该讲的都讲了，没有什么可讲的了。”结果这两个大汉就拳脚相加，不准坐凳、不准合眼，他们则轮班休息，搞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个什么局领导又来找我谈，见我还是不讲，就又把我送回了看守所。没过几天就宣布对我执行逮捕，要我签字，我同样说，我没犯法，这是对我的迫害。我也没签字。

12月18日法院送来了检察院的起诉书，检察院的人却没露面，丢给我就走了。我心里明白，现在中国当局对法轮功从来就不讲法律，为了让单位领导和亲人知道审判情况，我特意向看守所写了书面材料，要求法院通知单位和家属开庭日期，以便来旁听。看守所表面上接受了我的要求。

2003年元月14日上午开庭，除了法院工作人员，再也没有其他人。我质问庭长为什么不通知单位和家属到庭旁听，庭长却说：我们没有这个义务。其实法官们不是有没有义务的问题，而是怕群众知道法轮功的真相而不敢通知人旁听。整个的庭审过程，也就是公诉人提出一些证据不足的所谓“指控”。庭长宣布我有“辩护权”，可当我展开仅两页半的辩护词时，庭长却急忙不准我读，说只能口头讲。我大声说：“我没有罪，发真相资料是在救人。”庭长问我：“你还炼不炼法轮功了？”我坚定回答：“坚修到底！”书记员叫我在记录上签字，我说：“我没有罪，这纯属迫害，我不会签字的。”最后庭长气急败坏地说：“你不签字照样判你。”就这样草草收场。

这就是当前中国公检法对待法轮功修炼者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