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０年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寄宿在一家高中。我们宿舍的hall master(宿舍管理员)是北京人。我们经常有事没事地闲聊。她说她是北航毕业的，移民来加也有几年了。她常谈起她的女儿和先生。她给人感觉很亲切，就像自己的长辈一样。

有一次跟她聊天儿时，不知怎地谈到了六四。六四那年我才七岁，所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电视上说什么北京发生了暴乱，是什么什么人在搞蓄意破坏，但没过多久就一切平静了。后来就再没有听说过有关“六四”的事，甚至于“六四事件”这一名词还是出了国才知道的。所以说我对此特别好奇，便专心一致地听她讲。

“８９年的时候我在北京政府部门工作。当时我们听到有学生向政府请愿时，都特别理解，也都挺支持。就是我们单位也是同样的看法。因为学生的思想不象成年人那么复杂，他们又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所以他们的出发点一定是为了国家好。而且我们那时候特别信任政府，认为中央领导一定会虚心听取意见，一定会解决好这件事。可是没想到却发生了那么血腥的镇压。”

“我为什么说六四的事我清楚哪？因为第一枪就是在我家旁边开的。”“六月三号晚上我们刚把女儿从幼儿园接回家不久，就觉得外面的气氛不对头。大概在六，七点左右我就听到了一声清晰的枪声。（那时可能是对天放枪）我紧张地对我先生说：‘开枪了！’他说：‘不可能！政府绝对不可能开枪的！’说着他就说要到外面看看。没过多久他回来说人太多了，他挤不过去。后来我们就在恐惧中度过了一晚，晚上多次听到枪声。”

“直到六月五号我们才敢到街上看看。哎呀，太惨了。我看到大马路上有被坦克车轧出的整个的一个人的人型，整一个肉饼。后来听说其它地方被轧死的人还多。有的坦克因为速度太快都冲到马路牙子上去了。还有好多车在路边翻着，有的在冒着烟。还有的断胳膊断腿就在马路旁边搁着，有的还是焦的。”

“那些当兵的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一批一批地是从各边远地区调进北京的。他们自己其实很害怕。我看到有好多是新兵，他们端着枪，那手都是抖的，眼里充满了惊恐。后来知道是上面把他们隔离了，天天给他们灌输说他们要对付一大群反革命恐怖分子。而且教育他们如果听到命令一定要开枪。可当看到自己面对的却是大批手无寸铁的市民时，他们也不知所措，但是上面已经下达了命令。我真的看到了他们在发抖。”

“后来到单位后，立即召开大会。然后每个人都要写检查，做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可以说所有经历过这件事的北京市民心里都清楚。我们单位的领导也知道这一切都是违心的。但是违心的又怎么样？照样得写检查，照样得开大会。如果你不做，你将面临的是什么你连想都不敢想。”

“我和我先生从此便对政府失去了信任。他后来到南方做生意去了。我几年前移民到了加拿大。很久了都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可是你就是让我在这儿当一个小小的hall master(宿舍管理员)我都愿意。因为在国内整天心情都非常压抑，人都是带着面具活着。而且经常得提防这个提防那个，因为在北京那个地方如果有谁看你不顺眼把你整得妻离子散简直轻而易举。我们真的觉得活得太累了就出来了。六四的事我开始跟谁都没提过，因为我真的不愿去回忆那段血淋淋的历史，我每想一次我的心都在滴血。”

“我现在为什么想把它说出来？我公公和婆婆刚从北京过来探亲。他们跟我讲中国政府现在正在严厉镇压法轮功。说法轮功是×教，危害国民。哎，我听都不用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要是中国政府花大力镇压的东西往往都是好的，甚至可能是很好的。我公、婆给我讲的政府怎么说法轮功不好哇，真是觉得那是六四的再现。我心里憋得难受极了，我见了谁就想把六四的事讲出来。因为六四不仅仅摧残的是民众的肉体，而且它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摧毁了中国老百姓对正义的坚持。政府以“为了繁荣稳定”为借口掩盖了一切。六四让中国人变得明哲保身，对很多事变得麻木不仁。其实有时我也觉得自己无能，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逃避者。但是没办法呀！一，两个人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说实话，我从心里佩服炼法轮功的人。我开始觉得自六四之后没有人敢为了坚持真理，坚持他们心中认为对的事而不服从政府。我也不敢相信有那么多的人做到了！不简单哪！……”

现在回忆起听完她讲了那么多我从来都不知道的事后，心情非常复杂。但更多的是震惊。因为刚刚从国内出来，而且以前在学校里接受的都是一套套很绝对的“道理”，我的思想在当时还是非常封闭和保守的。当我看到“庐山真面目”时，心里升起的是无限的悲哀。自古不乏忧国忧民之士，可以说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是现在，中华民族的明天在哪里？谁才真正是华夏民族的希望？

(2003年6月2号写于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