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江泽民以一己之私，出于个人的妒嫉，疯狂迫害法轮功，一时间，全国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法轮功学员被随便关押、打击、迫害。在我们师父、大法、和大法学员遭无理攻击、诬陷时，我作为在大法中修炼的一员、作为国家的一名公民，我应该向政府讲明我炼功受益的真相。我们一路上避开了公安人员设的关卡，来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准备炼功证实法，还未等我们盘上腿，就被身边的公安人员反扭着手（广场上到处都是密密的警车、警察，可想而知自焚事件根本不可能）。打得我们脸当时红肿发烧，不让我们说一句话，就把我们拖上了警车，接着一个公安说又抓了七八个山东的炼功人，其中有一个年轻同修被打得站不起来，被公安拖上车。我们被送到北京某公安局，一进大门，就看到有几个同修被反铐吊在铁门上，里面关满了从全国各地进京护法的大法弟子。

后来，我们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妇教所，这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非常残酷。有一次八九个犯人一起殴打汉口大法弟子郑旺英，有的拉着头发用脚踢她的头，有的踢下身还嘴里骂个不停。像这样的事时常发生。十二月份的大冬天，姓王的恶警和犯人一起将我们十几个人的衣服及鞋脱光，穿着秋衣秋裤，有的只穿着短裤，绑着我们的手、脚，把我们按倒在地上坐了三个多小时，直到晚上10：15才让我们回监舍。当时王恶警狂笑说“你们明天不病我才佩服法轮功”，其实第二天我们谁也没事，一大早恶警又是同样的方式，叫我们光着脚站在猪栏的水泥地上，还往我们脚上浇冷水，并用透明胶封着我们的嘴。

2000年元月，我又写好了上访信直接去国家信访办（北京），只是希望政府从正面了解法轮功与大法学员，证实大法是正法，希望取消对我们师父的通缉令，再就是谈一谈个人修炼后身体受益情况及思想变化情况。没想到，信访办门口有一百多警察，还骗我们说他们是专门接待法轮功信访的，说什么里面的工作人员接待不过来，法轮功学员太多了，强行把我们骗到一个大型宾馆交给一伙警察，我就这样被骗而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牢狱迫害。

在看守所，他们经常对大法弟子上吊铐子、睡板子镣，强行灌食，至于打骂更是常事。为了给我判刑，他们采用逼供，随便将我没说的话、没做的事强加给我，把公民的正常交往说成煽动、串联……

来到武汉女子监狱更没有我们讲话的权利，没有任何的自由，不准和犯人交往说话，更不能谈真、善、忍。我是第一批被判刑的大法弟子。警察、监狱干部多次找我谈话，强制要我按他们要求的攻击大法师父、攻击大法。我如实地告诉他们，我没有犯罪，我们师父教我们炼功人，首先做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在各种环境中修炼自己的心性，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在矛盾面前不与人争斗，遇事首先考虑别人等……我反复告诉他们，我没炼功之前，全身到处都是病，真是苦不堪言。98年炼功后，通过一年多的学法、炼功，按照大法的法理逐渐提高自己的心性，有很多病痛消失了，心情感觉很轻松了，家庭也变得和睦了。我的亲人、家人、朋友、同事都为我学大法后的变化而高兴。江××一意孤行的错误决策不仅仅是危害了我，包括我所有和亲人，还有更多的人……当然也包括你们执法者，明知我们是好人，还要错误地跟着迫害镇压我们。

为了迫使我放弃修炼，那些恶警差点把我折磨死。他们口口声声叫着让我们“转化”，我不明白我炼功后越来越净化的心、纯净无私的心，他们要将我转化成什么样的，转化成像他们一样打人骂人，心狠手辣的人？

到武汉女子监狱不到二三天，就开始罚站，不让正常睡，有时一天只让睡一二个小时，有时几天不让合眼皮。每天狱警谈攻击师父、大法的话，再就是给我灌输一些不好的东西，不接受就站中队大门口，冬天12月份吹着刺骨的寒风。包夹我的犯人都是狱警指定的，包夹程度与犯人减刑、得表扬直接有关，如最坏的包夹犯人刘英、徐秀萍，总是百般刁难我，如只要我闭着眼，不服警察的安排，就对我打、骂、踢、夹眼皮、私藏我的冬衣。几个人做的重活，刘英说大队干部叫我一个人做。洗澡不让、上厕所她们高兴就让去、不高兴就刁难。有一次，一个犯人好心给我换洗鞋，也被她俩报告管教警察批评此犯人，并把鞋子丢了。她俩不仅监视我，还要监视其他包夹犯人不准同情我，谁同情谁就遭殃，包夹我的犯人是一批又一批。

开始几个月还要我在没正常睡觉情况下进车间操作。一般犯人时常操作不小心就伤着手，甚至打残废的，我时常困得站在危险的机台上睡着了，为了安全我常常去厕所用冷水冲头、洗脸，有时把手脚往铁上打、踢，避免自己摔倒在机台上，整个人都是模糊状态。后来直接回中队整天罚站，不让睡，管教找很多犯人说什么帮教，其实，就是攻击，我的一举一动，每天由包夹犯人向管教汇报。我没生病，也被强行送进医院，管教恶警和八、九个犯人一起将我按倒在地强行灌药。一段时间我被折磨得神志不清时，就符合她们读、抄不好的资料，抄出来的东西就像蜘蛛网一样，常说错话、写错字。几次强行要我读不好的报纸，读几次，心就像针扎一样疼痛，管教还呵斥我读大声点。2001年春节万家团聚之时，我却受到刘英、徐秀萍的折磨，关在监号里。无法形容她俩的心狠手辣，从罚站的第三天起，我全身肿了半年，脸每天像红纸。包夹犯人对我的折磨管教清楚地知道却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似的。我每天就是遭受如此折磨。时常整个人像被电触一样东磕西倒，有时吃饭连人带碗摔倒在地上，管教及犯人还笑。有时上厕所摔倒在坑上。家人接见时什么也不敢说、看到我全身肿也不敢多问。监狱管教也看到了我的危险状态，就叫本地的犹大给我洗脑，她写了一篇乌七八糟的东西，管教叫我按照她说的话再说一遍，就可以睡觉，我宁愿承受难熬的痛苦也不说一个字。邪恶管教为尽快“转化”我，最后一天一夜不让我上厕所，我又饿、又冷、又难受，想起自己有时连白天还是黑夜都不知道的可怕情景，一时正念不强，就顺从她们了，最后写了所谓“决裂书”，硬是加上恶警的话后，才让我打水洗及睡觉。恶警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为我好。2001年610头目罗干到武汉女子监狱视察，犯人问：假如罗干问你还炼不炼法轮功，你怎么说？我说我肯定会说炼。这么好的大法，我虽然写了自己不想写的东西，但我心里口里没有放弃，有时间就背经文。

彭敏为了维护大法而失去了生命，使我猛然认识到自己过去在迫害下的违心妥协是错误的，立即声明自己坚持修炼大法。管教对我又开始实行严管，后因我身体状况比较差，她们把我送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大队。这样我和徐祥兰、密孝萍、崔海、刘桂琴等14名同修在一起。大家每天谈自己的认识。我很坦然告诉同修，其实我早就清醒过来了。大队管教找我谈话，我直爽地告诉她们，过去所写“三书”都是在迫害情况下所写，我早已清醒过来。徐祥兰谈到她是在公共汽车站被公安人员强行抓走的，公安不讲任何理由把她关进看守所，之后她爱人、女儿、还有爱人单位的职员都被抓。那些职员都被公安逼供、拷打。她是在这种环境下，才违心地妥协了。公安人员非法抄走了她家的全部金钱、财产，还有私人合法经营的公司。公司各种手续都是齐全的，就因为她们夫妇炼法轮功被公安人员没收了，没有任何手续、甚至连个白条子都没有。徐说她自己心中从没放弃大法修炼，她向监狱干部写了严正声明，写了压抑在心中许多想说的真话。我们都看过她写的。后来我们集体利用空余时间学法、交流、集体严正声明，向监狱管教反映自己受迫害之事。

我写了自己被迫害的经过、写了严正声明，因为我的正言，管教恼羞成怒，多次想找岔把我返回原队，后管教以抄到经文为由加重迫害，将我关进监狱最苦的地方――“反省监号”。在那里，我饱受潮湿、蚊虫叮咬、不让洗、疼痛难受的折磨，十六天没洗浑身那种臭味自己都难闻。反省监号以前是关最坏的犯人的，自从迫害法轮功后，这儿成了狱警们进行迫害的黑窝。恶警将不服从、不写保证的坚定的大法弟子关到这里，反铐站着，不让睡觉，监狱干部、管教、犯人轮流给大法弟子洗脑。汉口的同修宗敏就在这里被迫害得全身浮肿，并且不让与家人见面。我们队里的魏月秀老人，50多岁了，不配合管教的要求，跟她们讲道理摆事实根本就没用，也是被用同样的方法折磨。包夹犯人一次说她默背经文，硬是把桌子上的脏抹布往她嘴里塞，犯人不小心塞快了，把自己的手弄破了，说是法轮功学员有意咬她，难听话骂个不停。管教来后，也帮着犯人，训斥法轮功学员。

我们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定地做个好人，就受到政府的如此迫害，真是天理难容！我只是说公道话，也受到管教的威胁。为了减少对同修的迫害，我要求见教育科的领导，她们不允许，管教多次逼我写保证，否则就送回原中队。到了中秋节，监狱干部来监号视察，我们反映了我们受迫害的情况，监狱干部吩咐各中队让我回队。我回中队后，管教总是找各种理由整我，包夹犯人监视。我在她们面前没有人格，最后又是上铐不让睡，常叫犹大给我洗脑、帮教，看不好的资料、电视等。十几天不让睡还要做正常犯人难以完成的工作量，不完成就别睡。我累得几乎要倒了，有时不知怎么干活了，个别好心的管教叫我睡一会儿，恶警指导员知道后立即叫我起来，上铐子。张指导员把我铐得很紧，我很疼痛，要求轻点，她们不理睬，有些管教还说些难听话。有一天晚上，我的两腿突然像筋要爆炸似地疼痛，脚不能落地，因为当时反铐在铁床上，不让睡，向管教反映后，她们不理睬，还说风凉话。直到第二天，张才松铐。在劳教所的最后几天，她们还叫一些犹大来乱说，我就用师父的法理，直指她们那颗不正的心。

我多次向狱方说，不要妄图逼我放弃修炼，这是徒劳的，因为我亲身体会到师父是最慈悲、最伟大的，师父净化了我的身体、心灵；这三年来，我也体会到江××政权对炼功人的系统地迫害，他们形成了“上级压下级，监狱领导压管教，管教逼犯人”层层作恶的体系，用尽各种手段摧残我们的身体，剥夺我们的基本人权。两者相比差距是多么明显，这更坚定我修炼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