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94年10月得法的，同修送给我一本《中国法轮功》（修订本），我拿回家给丈夫与孩子看，我们全家都对大法十分感兴趣。等到《转法轮》出版以后，我越读越想读，感觉到我从身体到精神都得到了彻底的净化。大法的纯正，深深地吸引了我；大法的深奥，使我真实地感到这是一条通天大道。我想大声呼喊：“我找到回家的路了！”

二、三口之家的遭遇

经过九年多的修炼，我放弃了很多执著，对大法十分地坚定。99年7月20日之后，师父与大法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大法弟子们也受到政府的非法干涉。当时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师父这么慈悲伟大，大法这么好，却被江××控制之下的政府诬蔑成那样，真是“千古奇冤！”难道仅仅因为江××一个人的私欲，就令全国的公民都沉浸在谎言之中吗？难道江××所妒嫉的，都应该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吗？江××利用他控制的国家机器，蒙蔽无辜的群众，疯狂地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大法使其修炼者摆脱了病痛，净化了思想，找到了人生更高的追求；大法的洪传，提高了国民素质，使社会更加安定，社会风气向善的一面转化。如此利国利民的大法，江××诬蔑他、破坏他，大家想一想，江××到底是为民着想还是愚弄、利用民众呢？

2000年2月份，我们三口去北京上访、正法，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我们打起了横幅，上写“法正人间”、“法轮常转”、“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但是便衣恶警阻止我们，他们不断地打我的头、脸，还用腿踹我，我丈夫也遭到了毒打，我的嘴被打破，我丈夫眼被打肿。之后，恶警还强行把我们带到看守所，在那里，我们吃的都是猪狗食，还不断地遭到皮带的毒打，如果我们要学法炼功，他们就阻止，并且毒打我们。

回来后，我和丈夫被罚18000元，至今一分也未归还。并且单位的不法干部强行把我关押在一间阴冷肮脏的小屋里，使我失去人身自由。他们还逼我写保证书，不再修炼大法，甚至逼我骂师父、骂大法。他们七八个人白天黑夜地看守着我，还有两个专职人员逼我。我坚修大法，不会做一个大法弟子不应该做的。我的丈夫、孩子来看我，他们都支持我，让我坚持下去，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力量与安慰。我不配合邪恶，我说一修到底！他们就送我到精神病医院，把我送去，他们就走了。他们妄想以此来侮辱我的人格，让我在精神病院吃点苦，然后就屈服于他们。他们想错了，我没有精神病，有病的是他们，是他们心灵龌龊。我一点也不怕。里面还被关押了很多同修。中国江氏政府这种玷污人权的行径，应该曝光，接受世人的审判！我刚进医院，三个单位领导司机就来了，一看急了：如果我因此住了院，那他们可就完不成工作任务了。他们赶紧向大夫解释说我没病，请不要留下我。这样我终于回到了家中。

我单位还放映过诬蔑大法的录像。我就当着全体员工的面，告诉大家，那些录像都是假的，是政府花钱雇人制造的。单位领导就逼我上电视台发表声明，想让我放弃修炼，说师父与大法的坏话，我坚决不干，我要一修到底。

2000年，我们地区的同修开了一次法会，之后我被警察强行送到老年公寓，由一群他们雇来的小流氓看管着我，还花钱雇打手体罚我们。在那里，只要我说还修炼大法，就会遭到打手的毒打，还不让吃饭、喝水、睡觉，受到非人的折磨。我被关在老年公寓20多天，这期间家里只有我婆婆和我儿子，我家的一切都在公安的监控之下。我丈夫也被他单位关起来了，我还被罚了2000元钱，我丈夫的工资也被扣。我家的电话也被公安监控了。这种粗暴的干涉公民自由生活的行径是可耻的。一次，一位同修打了个电话说要来我家玩，但是公安局的人通过电话窃听器在10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赶到我家，欲抓那位同修。我发正念不让那同修来，他们一直等到晚上10点多钟，那位同修还没来，于是他们灰溜溜地走了。虽然这次他们失败了，但是我对他们的行为很气愤，同时使我更加认清了邪恶的本质。

经过这三年多的考验，我放弃了更多人的念头，放弃了很多固有的执著，同时放弃了常人中的“我”，我感觉到，我正在向觉者的状态变化着。

三、更大的考验

2001年夏，我孩子他叔、他婶去发真象资料，被恶警抓住，送看守所。同时也牵连了我丈夫，他也被公安抓去了。公安局把我家和孩子他叔家都给抄了。我丈夫用正念闯出看守所，之后一直在做讲真相工作。孩子他叔被判刑三年。我婆婆受不了一次次地打击，于2002年大年初四去世了，临死之前她的两个儿子都没能给她送终，老人含恨而去，我全家人都很伤心。

我陷入了很痛苦的境地：亲人的离去，单位的压力，社会上被谎言蒙蔽者的不理解。我感到了心灵上的孤独。通过学法、交流，我终于突破了层层难关。我认为，作为真修者就应该听师父的话，把心放在法上用正念来看问题。因为我们心在法上，因为我们心中有法，有师父，所以我们内心永远是踏实、幸福、如意的，我为我是师父的正法弟子而自豪。

现在单位已停发了我的工资，并且还强迫我填写保证书，我不得不离开家，出去做讲真相、救众生的事，最后让我们以师父的诗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