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当地法轮功学员孙要婷、朱鲜芝、李妙能、王淑民、张素景等人去北京上访，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2000年6月28日被遣送回乡。

回来后，镇政府不法人员对他们进行非法抄家。孙要婷加工黄油的设备、成品及原料全部被抄走。张建成、李妙能拖拉机配件修理门市部的十几万资产被一抢而空，不法人员抄家时，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明抢明夺。并将张、李二人的修理门市部擅自出租给别人。朱鲜芝被抄走三轮摩托一辆、自行车一辆、电视机一台、台磅一台，录音机一部。

之后，不法官员开始用酷刑折磨这些法轮功学员，用绳子毒打，拳打脚踢，几人被不同程度被打伤，孙要婷被打残，卧床不起，住院治疗多天，还被强行五花大绑挂上牌子，押在大卡车上游街，游遍全镇大小村落，到处张贴恶毒的标语，标语公然写着“谁炼法轮功叫他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家破人亡”等。

朱鲜芝自述被迫害的经历：

我于2000年6月28日去北京上访，29日被遣送回来，送看守所非法关押35天后释放，恶人怕我们再去北京，时不时上门骚扰，强令我们去洗脑班。9月28日早7点左右，我刚从地里干活回来，乡政法委书记郅要斌、李占才等一行5人气势汹汹到我家，说是要带我去洗脑班，他们不出示任何证据，闯入我家，直奔屋里，抢走录音机一部，《法轮功》手抄本一本，随后，强行将我带到乡里，10月1日，乡里放假，没人看守我们，他们就给我们戴上手铐。下午3点，我们被以“非法串联”的莫须有罪名送到县公安局，县公安局收到他们抄走的录音机及手抄本《转法轮》后，将我非法拘留15天。11月12日下午，我们一家地里干活，郅要斌、李占才、刘洪勋等一行七、八个人在村支书、村长带领下从邻居林要国家翻墙跳入我家，没找到人。晚上八点左右，郅要斌又带七、八个人闯入我家，随即闯入厨房。当时，我刚做完饭还没吃，他执意要带我走，又伸手抓起录音机要拿走，被我女儿阻拦，说是听歌用的，方才要回。这时我丈夫从外边吃饭回来，一看满院子人，就问道：“今天下午谁翻墙跳入我家？”一个叫刘洪勋的说：“是我”。我丈夫说：“你非法跳入民宅是违法的！”刘洪勋立刻伸手两拳打过来，其他几个又吼又叫，我赶紧上前说：“不要打人，你们不是找我吗？他问一声你们就伸手打人太不应该”。随即，他们把我带走。

第二天，我丈夫去镇政府讨个说法，结果没人答复。他们还制止我丈夫，不让他说话，他们说，“对待法轮功就不讲法律，你告去吧！告到天边也告不赢。”并且威胁我们说：“把你们带到乡政府禁闭，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我们隔着窗户向别人要水喝，他们发现后就向送水人发难说：“谁让你给他们水喝，不要管他们”。就这样，他们想起来了，就送一次馒头，有时什么也不送。

第三天晚8点钟左右，他们把我叫到值班室，一进门就把门关上，三个年轻人恶狠狠地看着我，刘洪勋二话不说伸手就打我耳光，又踢又打，另两个当帮手，我大声呼救，最后喊得声音大了才有人进来。及东坡说：“你喊啥”，我说他们打人，刘洪勋上前几个耳光说：“谁打你了？”我说：“你看谁打我了”，及东坡扭头出去了。我强忍痛苦问他们为什么打我，他们说：“谁让你丈夫到镇里说我们翻你的家，打你还是轻的，下午没有找到你丈夫，找到他，也不会轻饶他的。”我说：“你们不要打我丈夫，你们把他打残了，我三个孩子没人管，怎么办？”这样，他们才算答应不再找我丈夫的麻烦。最后他们以捏造的“非法串联”为罪名，将我送县公安局非法拘留了15天，之后还不放人，又非法关押16天，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这是“政府”所为。最后县公安局来人，我向他们反映情况，他们不管，最后，我绝食抗议，他们才放人。

2001年3月一天，政法委书记郅要斌到我家“摸情况”，我在地里干活，他们强行要我和牛文庆见面，我脱不开身，我丈夫向他们求情，他们不但不听，还说我丈夫妨碍执行公务，要强行带走我丈夫，最后，我答应跟他们去，他们才松开我丈夫，他们几人连推带拉把我拉进车。2001年5月3日，不法官员强行办洗脑班，我不想违心地说谎，被迫背井离乡出外打工，可他们还四处抓我，将我绑架之后，他们非法审查了接触过我的亲朋好友，并非法收走了我母亲的自行车。在我外出打工期间，大概在2001年7月20日左右，他们为让我丈夫提供线索，强行非法关押我丈夫7天7夜，第一天夜里，几个人看着，不许我丈夫睡觉。7月31日，我被他们绑架后在偃师市金盾宾馆非法关押三天三夜，十几个人三班轮流看管我，不让我睡觉，三天不让合眼。将我用手铐背铐两个晚上，时间均为2个小时左右，造成我右臂被拉伤。在这期间，我把县政府及公安局的违法行为发往明慧网，县乡干部恼怒之下，非法判了我劳教。

我于2001年9月5日被非法判劳教，被非法关押在郑州市女子劳教所，入所以后，以修炼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处处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不打人、不骂人。可是对我们这些以“真、善、忍”为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的人，郑州市女子劳教所却采用了一系列恶毒的方式：2个人“包夹”1个法轮功人员，限制言行，和坚定的法轮功人员说话都会招来吸毒犯的毒打和叛徒们的谩骂，我曾多次被袁月利、段纪红（吸毒人员）毒打。有一次，我散盘腿坐在床上看电视，被年龄大的王管教看到，用手猛推我脖子两下，我莫名其妙地问：你怎么打人呢？它说：“我就打你”，又推了我两下，我又问：“为啥打我？”这时，段纪红上来给我两个耳光。2001年10月16日，所里开大会诬蔑大法，我写信反映劳教所打人的情况，被郭向荣等几个管教发现，它们围住我，强行将信搜走。10月18日，我被送入二大队，被两名吸毒犯人“包夹”。

以下是劳教所对我的迫害的事实：

1）侵犯人权：我被陈帅和刘X“包夹”，限制言行为、生活起居，不准私自离开陈、刘一步，不准和法轮功学员说话，不准炼功，不准写反映材料，不准看、抄经文。

2）侮辱人格：不按照它们要求的去做，它们就破口大骂，恶语中伤，只要和法轮功学员说话，轻则大骂，重则拳打脚踢，管教看见了视若罔闻。我曾和警察反映，要求解除包夹制度，它们不但不管，还恶语相讥。我多次找到队长、管教反映，却无济于事，打人骂人现象仍有增无减。

3）利诱犯人参与迫害：“包夹”法轮功学员，每月奖“包夹”人员500分，灌食每月奖1500分，就是减期15天，一天100分。元月份，有的被利用参与迫害的犯人“被奖励”高达2000分。

4）强制灌食：我于2001年10月23日绝食5天，11月5日至2002年2月8日止，我绝食长达三个多月，抗议对我们的不公。它们则采取了一系列极其残忍的摧残。无恶不作的吸毒人员为了想早一天被释放回家，每次四五个人把我按在地上，一人按手，一人按脚，一人坐在肚子上，一人按头、捂嘴、捏鼻，把汤灌到我口里。呛得我上不来气，我挣扎着，它们就又踢又打又跺，饭被呛出来，胸口被陈帅跺伤，喘气胸口都疼，左腿关节被大组李建华跺伤，每次灌食后，一个多小时都不省人事，上气不接下气，呕吐恶心，口舌被撬烂。

12月28日左右，吸毒人员胡兆霞拿来金属扩宫器，用来撑我们的口，几次，我被撬得上、下颚骨错位，合不上嘴。合不上嘴它们还骂道：“你装什么，”最后一看真合不上，它们才带我到卫生室医治，医生不耐烦地胡乱按摩几下，还合不上，用针灸扎也不行，最后他们也无能为力，我在痛苦的承受中，自己慢慢按摩，揉搓，嘴上下左右摆动，后来才合上。我不喝水，它们就用盐汤一天三顿刺激，让我喝。绝食七天后，它们插口鼻管，灌汤一次20元，12天后又灌盐水一次20元，强行输液三天，它们采取这些措施，如不配合就拳打脚踢加谩骂。

5）利用加班体罚，磨灭我正信的意志，摧残身心：2002年9月下旬，一天闵玉梅（劳教所二队副队长）让吸毒人员周洁代我们领活，说晚上加班干，到晚上10点下班时，闵玉梅指示周洁不让我、袁相凡、富红霞三位大法弟子无理留到晚一点半，我们才和其他赶活学员一块走。干警黑梦丽因看到我一人散步没有“包夹”跟随，并扣包夹学员的分。干警李景月制造邪恶环境，不准我们发正念，如发现，扣“包夹”的分，让“包夹”打骂我们。闵玉梅强行搜走手抄经文笔记本，江延玲（劳教所二队队长）强行搜走经文毁掉。干警闵玉梅、李景月在我头昏眼睛看不清的情况下，让我领小辫加工，我再三给它们说明情况，她们不但不听，还假惺惺的带我到卫生室说我头疼不干活，让医生草草地给我检查，一量血压正常，就拉我，要去给我上绳。天天有活没活强行让我们来车间加班。她们怕我们炼功，怕我们学法，采取一系列非法行为对待我们，折磨我们。如对他们不服从，就让4、5个吸毒人员围住我们又骂又打的，我们发正念，让值班干警看到，就扣“包夹”人员的分，让它们辱骂、打我们。我们向干警反映。干警别有用心的说：“如果你们不炼功，它们就不打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