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里外2平方米左右的黑屋，没有丝毫阳光，阴森黑暗。其中里面一间有块石板，算作是床；外面一间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没有马桶、厕所，地上大小便到处都是，再加上随处可见的动物尸体发出的腐臭，奇臭无比，而且还有耗子、蛇等经常出没。听管教们讲，以前有女犯因受不了这种折磨，就在里面上吊自尽了。那些普教都把“关雷锋塔”看作是极其恐怖可怕的事，而严管中队的一些恶警却多次用这种方式残害这些最善良正直的法轮功弟子。

2000年，大法弟子韩以明被关在里面七天七夜，睡石板，不准用被盖。亢洪被带铐吊在黑屋的门壁上3天3夜，脚尖离地，更不能坐躺，大小便只能解在裤裆里。

2000年11月，亢洪、李向东向来检查的重庆市劳教局反映严管中队的邪恶暴行。检查组刚走，中队长杜毅就将这两位大法弟子关进黑屋。由于亢洪坚决抵制邪恶的迫害，以后又有多次被关进黑屋，关厕所罚下蹲，带铐吊墙壁等。

另外，关进黑屋的大法弟子一律不准带被、不准穿大衣，大冬天也不例外，而且伙食只能吃两顿，每顿都只能吃平时的一半，也就是每天的伙食约3－4两。

饥饿

被关在严管中队的法轮功弟子的伙食为早晚吃稀饭、馒头，中午吃干饭，馒头因太小，和传呼机大小差不多，所以被取名为“call机馒头”，稀饭都是煮好了兑冷水，照得见影子。中午的菜是水煮菜，没有点儿油，菜也多是发黄、发芽、老得开了花的，象宰猪饲料在地上剁了几下就甩到锅里。菜的“佐料”除了点盐巴外，就是沙子、毛发、虫子之类的东西了。恶警不准法轮功学员吃肉。当然，这些大法弟子也不太愿意吃那个肉，这里的肉都是1块多钱的肥板子肉，肉皮上的猪毛随处可见，经常是煮得半生不熟，而且常常有股腐臭味。可就是这样的肉都少得可怜，一份仅3、5小颗。由于严重饥饿状态，所以，这个中队曾出现过几次普教（非法轮功学员）哄抢馒头，管教拿着棒子都打不走，普教偷盐巴也是常事。

如果有“上面”来检查，劳教所就敷衍一下，在伙食开销表中填上每个人都吃了100元/月，可实际上，人均生活费仅30余元/月。由于上下差不多都是一丘之貉，有时遇有检查，敷衍都难得敷衍了。由于伙食问题被曝过光，一度有所收敛，但很快劳教所借口普教有扔肉的现象而变本加厉克扣。实际上扔的肉都是些半生不熟、臭得恶心的烂肉，有些饿得发慌的人勉强吃了，都坏了几天肚子。

针对此中队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大法弟子李春源去向司务长周萍反映，却被铐在门上吊了几天，而且周萍公然叫嚣：“我们严管中队的伙食标准是每天8两熟食，而不是8两粮食。”可是他们的黑板上写的却是每人每天1斤1两粮食的伙食标准，许多普教也是敢怒不敢言，他们也佩服法轮功学员敢于伸张正义。

体罚

严管中队的“雷锋塔”、“call机馒头”、“蛙跳”在西山坪是臭名昭著的，用恶警的话就是：“先用‘饥饿疗法’，再用蛙跳、俯卧撑给‘补补身子’”。被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每天被逼做200－300个俯卧撑（一级严管300个，二级严管200个），而且是“分解式”的俯卧撑：就是喊操员喊“一”时就卧下去，但不准趴在地上，然后过一阵喊“二”才准撑起来，这一卧一撑才算一个，每天要做二、三百个。蛙跳是跳篮球场10－14圈。有的人跳得走路腿打闪，“啪”一下摔在地上。此外，每天绕篮球场跑60－100圈，还有分解式的正步走，反正是变着花样折磨人。对于这里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严管期限，可任意随时严管，大法弟子韩以明等就是长期被一级严管。除上边的体罚、饥饿折磨外，他们每天中午罚站2个小时，晚上罚站到深夜。

在西山坪，在严管队，一些恶警随心所欲私设刑堂，法轮功学员随时都有可能被关、铐、吊、打、体罚挨饿。他们可随意拿人当出气筒。比如2001年上半年，一个姓蒋的管教因与其他管教赌输了钱，就无中生有让集合的所有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劳教犯做10个下蹲。大法弟子田义成关了近10天禁闭，由于田义成坚强不屈，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并导致视力模糊不清，行走困难。

修炼者在艰苦环境下不忘善待他人

大法弟子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一方面在越来越清醒地抵制邪恶迫害，一方面又时时修炼自己的善心。他们经常为那些无人接见的普教提供一些生活日用品。大法弟子韩以明就长期为一些没有接见的普教买毛巾、卫生纸等，而他自己却用一件旧背心当作毛巾。大法弟子李春源常给其他功友、其他劳教犯买卫生纸，可他自己却是用纸箱子的厚纸块撕薄成一张一张的当作卫生纸。大法弟子李向东被关禁闭时，伙食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被扣了一半，其他功友就背着管教人员将自己的馒头悄悄递给他，他总是拿去给同室的大伙一人吃一块。可因为大法弟子在艰难环境下的善行却被恶警寻衅迫害。比如大法弟子王先林看见一个普教没有钱买生活日用品，他就递给了这名普教10元钱，不料被恶警看见后说是“收买人心”，被体罚1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