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99年7月月20日以后遭受的残酷迫害──将我从一个健康人折磨致残，现双腿不能行走的事实经过，提供给国际法庭和追查迫害法轮功的国际组织，揭露在江泽民的指使和操纵下，恶警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惨无人道的卑鄙、野蛮迫害罪行。

1999年1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前患有直肠炎、便浓、便血，多方求治都没有痊愈，炼功后很快身体痊愈。从此以后，我时刻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在单位里、社会上做一个好人。

从99年7月20开始，我被单位停止工作反省，停发工资（单位还有两个炼功人也被迫停止工作）。站领导在上级指示下每天多则二次会，少则一天一会，大会批、小会斗，工人们私下说“这是搞文化大革命”。强行逼迫填写所谓“决裂表”，后因坚信法轮功被单位领导将工作调到最辛苦的岗位──站在马路边售票。

我三次被非法拘留，1999年10月底，我去北京信访办上访，信访办连一句话都不让说。我到信访办门口后，一提是为法轮功上访，就被扣上“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被遣送回当地拘留，非法关押在秦皇岛市第一拘留所，后因拘留所里非法拘捕很多大法弟子，监室全满，我被转到秦皇岛抚宁县看守所非法拘留15天，强行扣压225元生活费，而且每天吃不饱。从看守所出来后，单位不允许我上班，并以放弃信仰作为上班的条件，逼我写“保证书”。

1999年12月25日，我去同事家看同事，她爱人刚去世。就在当晚11点多，公安局二处强行从我家中将我绑架走，并以“串联”的罪名逼我写保证书，我不写就又一次非法将我送秦皇岛市第一拘留所，非法拘留一个月，在拘留所里每天长时间逼坐板，利用吸毒犯人方某随意辱骂、殴打炼功人，方某还肆意挥霍炼功人的钱财和物品。回到家后上级领导交通局主任丁继宗，宣传科长宁桂兰和公司站领导陈永强仍不允许我上班，从经济上逼迫我，我一家四口，两个孩子上学，爱人每月400多元工资，五个多月了不让我工作。造成经济上十分困难，可是单位领导却说“不让你上班，没有吃的看你们还炼啥，想上班必须写保证”。我单位的功友张秀芹的爱人刚去世，自己带一个孩子，被非法拘留一个月后，也不让上班，不法之徒强行逼迫我们写保证书，我俩在被逼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违心的写了保证书，事后我泪如泉涌，心如刀绞。这就是在江泽民的密令指使下“经济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经济上迫害。

可是，我上班仅一个月，在2000年4月的一天，我正在出车卖票的路上随车行使，突然副站长开车追来，将车拦住，随后将我强行绑架到秦皇岛市开发区学习班，封闭洗脑一个月，在学习班一个月里，每天强行正步训练，睡在潮湿、阴凉的大车店里，晚上睡觉不允许我们关门，每个炼功人强逼交450元生活费，单位还得给每人交1150元，不交的就强行在工资里扣除。我上一个月班辛辛苦苦干活，最后工资只剩23.26元。面对一次次无理的迫害，我渐渐清醒，不能再认同这种迫害。

2000年7月5日，我再次进京上访，可是哪里有法轮功人说话的地方，天安门广场上警察对我们这些个手无寸铁，只想说句真话的好人，拳打脚踢，甚至手里拎着木棒子打。我被非法关押在天安门派出所。几个小时后，单位一副站长赵立文和派出所所长在秦皇岛驻北京的警察带领下，强行将我拖上汽车，汽车站站长陈永强事先通知公安局二处，在没见到我本人的情况下办理了拘留证，直接将我送到秦皇岛市第二拘留所，面对这一切邪恶的迫害，第二拘留所的大法弟子开始绝食，恶警们和公安医院的人，野蛮、强行给绝食的大法弟子插鼻管灌食和强行输液，恶警们强行拖拉、拽，用手铐子将大法弟子铐住灌食。八天以后的2000年7月13日，公安局二处在我拒绝签字的情况下，强行非法将我送河北省唐山开平区第一劳教所劳教。第二拘留所在我绝食没吃过一口饭的情况下，又逼迫勒索家人450元伙食费和插管灌食钱。

在劳教所里我遭受了人间最残酷的折磨，逼着乾没有安全保障的活，双手被机器里喷射出滚烫的浆水严重烫伤，一个多月双手什么也干不了，劳教所根本不管，全靠同屋功友照顾我，现右手大拇指变形，双手留有烫伤的疤。

我在劳教所遭受了多种酷刑折磨，电棍长时间电击，冬天绑着双手吊在树上冻着，晚上不让睡觉，绑在库房窗户护栏上，在阴冷的墙根下罚站，被关小号监室内高音喇叭从早6点到晚10点不停的放大音量折磨人。

2001年1月16日，劳教所在接上边指令后，开始对法轮功学员进一步残酷迫害，下午1点劳教所所长许德山，副所长阮大国等头子带领劳教所全体男女恶警，并向荷花坑劳教所借10名男恶警，开始对法轮功全体学员拳打、脚踢，用手铐子铐，强行拖入操场、菜园、养猪场等地飞吊在树上和柱子上折磨，恶警们将我拖进操场飞绑在树上。仅那天被吊的大法弟子近百人，从早上7点左右一直吊到晚上10点多，有的到夜间12点，搞人人“过关”，写“保证”，遵守所规所纪。张玉清等几位功友因绝食在被吊之后，在操场上罚站到第二天早上直到答应吃饭，那天外边气温很低，加上多天绝食她们几乎被冻的不能动，可是恶警并没有手软，还威胁说如果不吃饭就不许回屋。

2001年1月19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加残忍了，早晨六点在逼迫我们出操走正步时，看到功友郝建玲（女，44岁，河北省抚宁县深河乡义卜寨村）被飞吊在树上示众，看着被悬空飞吊在树上冻着的功友，我说了句公道话，女恶警魏群等人拧我胳膊、按脑袋、捂我嘴，随后男恶警王学礼（男劳教所供应处处长）带领二十几名男恶警强行将我绑在操场的铁柱子上，王学礼命令恶警：“电棍拿去”，很快恶警拿来了早已准备好的高压电棍，王学礼手持电棍凶狠电击我的脸和嘴，狠毒到电棍不离开脸和嘴连续电击，又一个一个的电击我十个手指，就这样连续用电棍折磨我一阵子后，还不罢休，王学礼又让两男恶警将我拖进会议室，强行逼迫我下跪，我不跪旁边的恶警拧胳膊、按脑袋跪下，此时王学礼完全丧失人性，满嘴污言秽语，声音充满凶狠、残暴，手持电棍电击我头部、后脑勺、中枢神经、后脖颈子，狠毒的电棍不离开脑袋持续电击，我始终是咬牙忍受着，嘴里都咬破了，直到又拖进一女学员徐支兰，才对旁边恶警说“把她拖出去”，又强行罚我在墙根站着，第二次连续电击我至少30分钟。同时还有其他十几个学员遭受毒打和电击。

遭电棍电击折磨三个小时后，我的脸全部肿起来了，脸的肉已被击烂了，满脸全是水泡，嘴肿的撅起很高不能进食，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满头都是泡，后脖颈子也全是水泡，晚上根本不能躺下，以后的日子我痛苦不堪，真是生不如死的被折磨着。半月后我双脚脚趾开始疼痛，针扎一样的痛，而且是每分每秒都痛，小便也失禁。每天肚子憋得胀疼，解一次小便全身是汗，行走更是困难。双脚神经痛的我晚上不能入睡，整整6个月晚上我都是成宿坐着。对于我的情况劳教所根本不管，而且封锁消息，不许我对别人讲电棍折磨的事，不许我与家人接见通信，我要求过多次去医院检查，劳教所不允许，以至造成我双脚痛发展到双腿也痛。直到四月份，我家人接到匿名电话后，才得知我被折磨的不能行走了。母亲在劳教所招待所住了20多天，天天要求劳教所放人，而且说：“你们不放人，我死也不走了”，中间60多岁的母亲犯过心脏病，劳教所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放我出来。这时的我早已被折磨致残，不能行走，而且已卧床不起了，出来时是一个女劳教犯背我出来的，可是劳教所恶警却指着我说“你还有一口气呢？”他们是要杀人灭口。11个月的非人折磨使我骨瘦如柴，不成人样，满头白发，看到我的人都痛心地说：“好好一个人咋给折磨成这样”。

2001年6月有14日我回到家，到家后面对我一个卧床不起不能行走的人，生活上根本没有人管，更没有人给医治。我在单位集资分红的钱都扣压着，相反连续不断的单位各级领导、公安局、“610办公室”、派出所等上门和电话骚扰不断，他们用电话监听，住宅监视，威胁、恐吓逼我转化，说：“不转化还送回劳教所”，更不允许我对外人讲我在劳教所被电棍致残的事实，亲人找律师咨询，“610办公室”和交通局马上说：“付伟萍还要讨个说法，不行送回劳教所”。2002年春节，恶人让单位工人从初一至十五轮流上我家监视，“两会”期间不允许我爱人上班，逼迫在家中看着我，并威胁他下岗，搅扰我一家人不得安宁。我要求单位给生活费，单位却逼我妈按着他们写好的保证书抄写为条件，逼迫家人代写保证书。

开平劳教所至今非法扣压我母亲自费给我检查、诊断、做肌电图的收据。从肌电图检查上的结论“双下肢周围神经原性损害”，完全可以判断我头部神经遭电棍电击后造成的残废。我在河北省唐山市工人医院检查时，劳教所警察竟欺骗大夫说：“别听她说的话，她精神有毛病。”还威胁我丈夫在我检查报告上出据假报告，大夫义正辞严地说：“我是大夫，不能不讲医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