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年那年，我大伯向我们介绍了《转法轮》，我们全家就到村里炼功点去了解。当我把《转法轮》打开以后就爱不释手，恨不得一下把他看完。尤其书中讲到信仰问题，不讲形式，只讲实修，修自己那颗心，所有人都一样，不论地位高低、年龄大小、男女等都一样，付出多少得到多少，讲得非常好，是我从未见过的好书。当时我看书时很困，我就忍着看，睡着后醒来还看，看完后我们一家人就到炼功点学动作，之后我们全家看师父讲法录像，当时听法时，我很困，我坚持听完后，头很精神，就象《转法轮》上讲的，净化身体。

学了功之后，我知道光做动作不算修炼人，既要修，又要炼，要从做好人做起。从学功后，我们一家人遇到矛盾时，都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也不争论了。我下决心要最大限度地减轻我们家庭的压力，打工养家。我坐邻村的包工头的运输车，到建筑队打工，在艰苦的环境下我坚持着看书，按书上讲的，“以法为师”。在建筑队，人们的矛盾很尖锐，都争着干轻活、偷懒。我按书中讲的，工头分给我的活，我从不挑，也不和别人争。

在99年4.25时，我正在工地，从电视上看到电视报道，不知怎么回事，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是天津事件引起的。当时的报纸报道中办、国办负责人回答学员代表时讲，国家从来没禁止过气功，老百姓有炼不炼功的自由，也有选择炼哪一种功法的自由。然而从7.20开始，国家公安部门开始大规模镇压。我想不到，某些国家领导人如此不讲信誉，不负责任。国家的法律如此不严肃。

在12月份，区法院招陪审员，我报名了。顺利考上后，在法院开会时，法院领导说炼法轮功的不要。我看到他们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害怕失去自己工作，害怕坚持正义，在现实面前，没有真正从法律、从道义角度上客观地评价此事件，而是带着不负责的心态，讲的那番话。之后我一直反思，大法给我带来了身心的健康、家庭的和睦，我明白大法是正的，当时哥哥在医院实习，不挣钱，父亲已失业，虽然家庭经济实在困难，但我不能同流合污，最终辞去了工作，带着法律书来到了北京。

当时是2000年2月份，差2天开人大会，我准备到最高法院状告迫害法轮功的某些人。在天安门广场，我没找到法院，就去了人大常委信访办。当兵的让我去永定门国务院信访办，因是星期天没人上班，门口有许多申冤的，当时又过来两位妇女，她们也是为大法申冤的，在门口有许多警察，把她们抓上车，对她们很凶。无奈，我又到人大，当时很多记者在门前，我想把材料交到人大代表的手中，但在路上警察把我带到了公安局，之后我被本地的警察领走。

在路上警察问我是不是法轮功，我说是，之后我便对我大打出手，又把我的钱约二百多元都搜光，把我塞进小汽车的后备箱，拉到丰台区的一个宾馆，那里住着省里各县的警察，专门对付法轮功修炼者。当晚在宾馆，他们对我上背铐，又打我、用膝盖顶，之后又陆续抓来了三十多名本地的法轮功修炼者，逼我们在大厅里坐着，也不让吃饭。第二天很多人大代表经过大厅往楼上走，也没人问。后来我们被关在一间小屋里，市里的一个副局长过来，照我们每个人头脸打了一遍。我们陆续被拉回，后来把我带到所内，在非法审问时，恶警问我还炼不炼，不炼回家，炼拘留15天。我在一拘留所被非法拘留15天。放回后我到一家企业跑业务至今。

在2002年四月份，父亲母亲及同村一些同修，在一起听法，被县公安抓走。在看守所，他们连被子也不给，罚修炼者站着，逼每人交1500元，才放回家。我家一贫如洗，凑不起钱，我拿被子送到看守所内，里边的人不让送，逼我们掏200元买一床看守所的被子。后来给看守所的人送了点礼，才把被子送进去。一个月后，被迫交了2600元、吃喝送礼500多元，父母才出来。父亲出来时已生命垂危，在家养了很长时间才好了起来。

感谢大法。大法时刻将我心灵的污垢洗净，将我变成一个好人、更好的人、高尚的人。法轮大法是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