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7月22日，我们一家三代人来到省政府，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抓的同修，等待我们的是全副武装的警察，汽笛声，各种警车来回穿梭，空气都像凝固了一样。我们站在队列的前面，摄像机对准我们不断地摄像，我想：哪怕是机枪来扫射我都要维护大法，说真话。

99年10月1日，成都《商务早报》刊登文章，把法轮功列为十大要案之一，我和另五位功友一起到报社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记者在一旁记录。摄像机给我们摄像，当时我们很高兴，以为他们要正面报道，结果我们被警察送至拘留所，分别非法关押了15天。

99年12月3日，我和儿子一起到北京证实大法，儿子当时8岁，当天和其他不认识的功友去了天安门，两天后我们被抓。母亲（68岁）在我被抓后也只身一人到了北京护法。我被带到成都驻京办，由于另一位功友的联系电话被警察搜出放在桌上，我立即把它抓起放在嘴里，当即被戴上手铐，铐在室外的石狮子上。后来才知道儿子也被关在这里，儿子告诉我：由于天上下着雪，他就抱轮（第二套功法），很快就被抓上警车。在驻京办，晚上儿子和衣睡在椅子上，功友看他太冷，便脱下外衣给他盖上，被保安发现后，功友被打了一顿，并被戴上手铐在寒风里冻了一夜，手还被打破了。

几天后，四川来警察接我们，临行前，警察威胁我说：“限你在半小时内，说出你吃进去的电话号码，否则回去就重判。”我一点没动心，过了很久，儿子问我：“那个恶警咋没来呢？”我说：“他说了不算。”

回到本市，我们被关在戒毒所，在所里我坚持炼功，被恶人一脚踢出室外，强制我们脱下皮大衣在寒风中冻，让我们长时间蹲在地上体罚，两天后，便把我转到拘留所非法关押。二十几人住在十几平米的房子里，室内臭气熏天，早上起来，我只能用便池里的水解渴、洗漱，恶人们还经常有意断水，十几人守着大、小便吃饭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它们强行让我们看非法审判李昌等研究会成员的录像片，看完后，所长说；“你们的头儿都不炼了，你们还炼不炼？”我立即站起来说：“我们修炼人是以法为师，没有榜样。”把所长气得不行，他本想利用此事达到洗脑的目的，结果只好草草收场。

由于我不放弃修炼，就来回反复不间断地拘留我，直到2000年3月1日，我已被非法拘留4次，从未让回家。时值“两会”期间，我想：我不能再被他们关在拘留所，我得到北京去上访，请师父帮助我，无论如何我得出去证实法。这天，管段民警来接我，说：“你把被子放在这里吧，反正下午还得回来。”我说：“不，我这次要回家。”他以为我的思想开始动摇了，便找来我弟弟交了2000元钱，他们还逼着我弟弟写了保证书后，才放我回家。

回家后，母亲告诉我：她到北京后被抓，很快被接到驻京办，在驻京办里，由于天太冷又没有床，她只好把双脚放在椅子上，被保安发现误以为炼功，结果被踢打并被叫出去罚站。后来也被送到戒毒所，体罚跑步，由于年龄太大，脚不太灵活，结果跑步“不合格”，又遭到罚站、挨饿，在又冷又饿的日子里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两天后，又被送进拘留所，不分白天、黑夜来问还炼不炼，回答“炼”就被警察叫出去多次罚站。拘留期满后，被派出所接回，管段民警欺骗说：“你女儿因炼法轮功被判3年，你不能住在她家。”母亲说：“不行，我多年一直住在女儿家，我还要给外孙做饭。”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地强行用车把母亲送到儿子家，8岁的小外孙被丢在家里无人照看。到儿子家后，又被儿子家当地的警察强行撵回老家。

3月2日我绕道上北京护法，我来到北京信访局外，马路两旁停满了全国各地的警车，巷道口早已被堵得水泄不通，上百双眼睛死死盯着巷道口。我好不容易挤过人群，向信访办里走，巷道里三、五成群的便衣警察来回走动。这时我的两腿僵硬，两眼平视前方，头根本不敢左右晃动，心里只有一念，请师父帮助，一定让我走进信访局。进去后里面也是众多的便衣警察来回巡视，在我的表还没填完时，就被便衣警察发现是为法轮功上访，他们抓住我的衣领，拖到门口把我甩出屋外。这时我才发现已有几位大法弟子在那里了，最后好不容易才把表填完交了进去，他们就不放人了，等着当地驻京办来接人。

3月18日我被接回，又被送进拘留所，反复拘留5次，在这期间，我们集体绝食抗议邪恶的迫害，结果被七、八个男警察按在长凳上强行灌食。功友们一起切磋，我们得出去证实法，于是便集体写申诉书，直到5月24日才被放回家。

6月8日，恶人在展览馆办诽谤大法的图片展，我便写了一篇《澄清事实真相，还法轮大法清白》的文章，到展览馆门口去散发给看展览出来的人们，写出了电视台以我的事例颠倒黑白欺骗善良群众的事例：我99年10月到《商务早报》报社时向他们说：“我多年医治无效、并抽了一根血管都没治好的先天性右下肢血管瘤病，炼法轮功后不治而愈。”后来，电视上播出了我捞裤腿给他们看的画面，却换上了诬蔑法轮功的解说词，胡说什么“法轮功把我炼偏了，炼出了血管瘤，法轮功不准我打针、吃药”云云。我把他们这一丑闻揭露后，恶人们于6月13日来非法抄了我的家，在我没穿鞋的情况下，强行把我拖下三楼，袜子被拖烂，膝盖和脚都被石梯擦破，我便绝食抗议，后来非法判了我一年劳教。

8月，我被非法送到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由于人心太重，作了大法弟子绝对不该做的事：说了假话。在师父的慈悲下，经过背师父的经文，迷路三个月的我终于及时悟了回来，并立即写了严正声明。在声明中我再次把电视上以我的事例污蔑法轮功的事实写了出来，交给了劳教所管教，结果被它们非法加期三个月。

后来，给我安排了两个包夹，叫她们管住我的嘴，管住我的手，24小时都跟着，吃饭、睡觉、上厕所都左右不离。

2001年春节到了，成都教委的人来所里“关心”劳教人员，和我们“谈心”，我便问他们：我因为揭露电视上的谎言而被劳教，硬说我是和XX党对着干，你们说这冤不冤？大法是被迫害的。我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他们都明白了电视上的是谎言，便没有一人再说什么了。

2001年7月，恶警队长说我在做“反转化工作”，便把我和另10位大法弟子关在10平方米左右、不低于40℃高温的房间里严管，因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使室内臭气熏天，每天不让离开房间半步，每天早上六时起床开始坐军姿，不能闭眼，不能动嘴，否则被认为在炼功或背诵经文，直到晚上10时以后。

2001年8月，我被调到和其他案犯关在一起，一次在讨论“天安门自焚”事件，我发言把电视上造假欺骗群众的事说完后，大家都明白了电视上在搞假，结果我成了活广告，把管教气得不准我再发言了。

9月29日，我劳教期满被当地派出所接回，因我不放弃修炼，又要把我送进拘留所，并填了拘留15天的通知单。我不从，要申诉，它们还是强行把我送了进去，进去后我就写申诉，结果我被关了10天。

11月初，我到户口所在地去补办身份证，警察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说：“那就写个认识吧。”在认识中我写道：师父教我们做好人，说真话，可现在的人宁愿被骗也不敢听真话，我们的上访之路成了走进监狱的入门之路；我说真话揭露电视上的谎言被诬陷成了跟XX党对着干；因为我坚修大法，你们却非法拘留我12次，非法劳教一年零三个月。假如大法真像媒体说的那样，还需要政府劳民伤财叫我们不炼吗？他们看后暴跳如雷，说我真不识相，就凭你这份认识我就可以把你丢进去（指监狱）。我立即站起来说：你说了不算，真话告诉你是在救度你，难道你也愿意我说假话骗你吗？我继续发正念，只听到他们的声音由高变低，最后和善的问：你办快件还是慢件？并把地址和电话写给我，说：那我就把你的认识放在你的档案里吧。

因补办身份证还需办事处盖章，我又到办事处说明来意后，他们大吃一惊，原来你就是XXX，我们为了你检查写了一大堆，又是办学习班，又是挨骂，还不认识你，你还找上门来了。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看着我活生生的例子，不得不承认事实，并说：“你千万不要说你的身份证是因炼法轮功被没收的，你就说是被火烧了，或洗衣不慎掉水里了……”，我说：“不，我绝不说假话。”他们说：“都到这份上了，还要说真话，看样子法轮功硬是好。”另一人接着说：“说实在的，现在只有法轮功敢说真话了。”

12月22日，住家地办事处主任、管段警察伪善地给我送来挂历，26日区妇联主席又来“关心”我，28日晚12时左右又来了七、八个邪恶之徒（包括送我挂历的恶人），把我绑架至看守所。

在监室里已有11位同修，我们每天坚持集体学法、炼功、发正念，拒绝劳动。一次一个女管教（20来岁，很凶，人人都怕她）叫我出去登记，她凶巴巴地喊：“蹲下！”我站在一旁发正念不理她，她又高声吼：“蹲下！”我继续发正念不理她，这时，她已气得脸红脖子粗，就对一个犯人吼：这是个哑巴吗？犯人赶紧跑出来让我说话。过了好半天，我发完正念，才慢慢对她说：“我看你长得挺漂亮的，怎么你的长相和你的言行一点也不相称呢？”她不好意思了。我说：“法轮功学员可不是坏人，”我给她讲“自焚”真相，又把我的裤腿捞起给她看……，她吃惊地问：“你去过劳教所？上面不是跟我们说劳教所的全部都已转化了吗？”我说：“那都是骗你们的，假如都转化了，我还会到这里来吗？”她的表情非常惊愕。从此以后她对法轮功学员改变了态度，有什么事她就跟我说。

一天，又进来一位功友，她说：“XX区很邪恶，从看守所放出去又关进拘留所，拘留所放出去又送进看守所，几乎没有放回家的，我就是从拘留所转过来的。”我说：“我就属于XX区，但我就不信这个邪，我肯定回家。”第二天就到期了，她说：“我得把东西都带走，万一回不去在那边好用。”我说：“你不该有这一念，修炼没有万一，师父不是讲过一念之差的法吗？”结果这位同修到今天都没有放回家，一直被非法关在洗脑班。而我一个月后被接回派出所，所长问我今后的打算，我说：“以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我的话一出口，他气急败坏地对管段民警吼道：“把她甩进去（留置室）！”我立即站起来答道：“你说了不算，你们非法关押我本来就是错的，不要把我的善心当作是怕，我今天肯定得回家。”说着话我就往门外走，管段民警急了赶紧把我拉回去说：“别着急，坐下消消气，所长是在气头上。”我坐在椅子上心中念着所长的名字发正念，过了一会儿，管段警察对我说：“你看这个留置盘查24小时的表所长已签了字，你还是到留置室去坐一会儿，我就放你出去，给所长一个面子，等一会儿我叫你弟弟来把你接回家，我已经和他联系了。”我说：“不行，谁给我们大法弟子面子了？只有他才有面子吗？我自己回家，不用谁来接。”不久我弟弟来了，结果警察所长还用车将我送回家。

2002年4月，由于同修发真相资料被恶警带走，说出是我给他的资料，结果恶警一起来非法抄了我的家，抄走了我大量的真相资料、不干胶贴、横幅等，并强行把我送到看守所，我拒绝进审讯室、拒绝进看守所，结果被警察一脚踩在我的背上，用脚踢了进去。

在看守所我拒绝点名报数，并绝食抗议，查监时照样立掌发正念，结果被恶警强行戴上脚镣手铐，并将手脚铐在一起，无法直腰，强行灌食。过了几天他们又把我绑在死人床上迫害，每天强行灌食2次，长期把我绑在死人床上不准上厕所。一次我要求上厕所，被死刑犯用手铐把我的头打了两个洞，当即血流如注，血顺着头往下流。血水浸湿了枕头，浸湿了衣衫，警察不但不管，反而说“活该”。我绝食15天后，被派出所警察接回。到了派出所他们让我在释放通知书上签字，我接过来一看，原来他们把“逮捕”二字改成了“拘留”。当天下午他们把我送到六医院，我要求回家。第二天一早，我趁办事处守我的人漱口时，跑下楼，在楼梯上她追上我，我对她说：“无论如何我得回家。”她说：“那只有等上班后办出院手续，打电话叫办事处开车来接。”后来他们把我送回家，并叫办事处的人在我家吃住，长期守着我，下午，我和守我的人上街买菜，在她买水果时，我发正念走脱，从此流离失所。

16大前夕，办事处主任则威胁我母亲拿3000元钱交我上次住院的医疗费，我母亲说：“我女儿只住了一个晚上，就要3000元，我没有钱。”他们说：“没钱就卖电视机、洗衣机，”“你们敢！我孙子还要看动画片的，你若敢把电视机搬走，那他就来找你拼命。”就这样，最后不了了之。

2002年12月8日，我刚上楼准备回家，结果有人跟在后边，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就慢慢走到门口，他仍然跟着我叫我开门，我说：“我又不认识你，凭什么开门。”他顺手掏警官证，这时我才认出他就是前两天跟我见面的“同修”，原来是个特务。很快他把我绊倒在地，家里的一位长期绝食出来，刚住到我家的同修也被连累一起绑架了。我再次被非法抄家，他们搜走了我3000元现金，恶警把我的嘴用胶带绕头缠几周封住，头上笼上黑塑料袋抬走，弄进一个宾馆，把我铐在椅子上，不准我闭眼睛，不准我睡觉。由于我不配合他们，结果被警察拳打脚踢不说，还把我的鞋脱下来打我，用牙刷刷我的脸，用上鞋器（打人的专用工具）使劲打我，用烟头烧我的手背，用烟熏我的鼻孔，还把酒泼到我的脸上。我若闭眼，警察就会轮番使劲摇晃我，使我头晕目眩，若再不睁眼就用冷水浇，他们多次用冷水从我头上慢慢浇下来，直到我全身里外的衣服全部湿透。这样整整折磨了我6天，要我说出家里被抄出的真相资料、光盘和经文的来龙去脉，我不配合，并坚持绝食抗议。后来，派出所恶警对我进行非法刑事拘留，我立即发正念全盘否定。我想：请师父加持，无论如何我也要出去，揭露特务，以免更多的大法真相资料点被破坏，更多的同修被迫害。经过多种办法尝试后，最后我选择了最笨的办法——从4楼跳下想夺路而走。

后来，他们把我送到医院，我下半身多处骨折，盆骨骨折，右腿还是粉碎性骨折，我发正念全盘否定邪恶对我的迫害。他们说需要手术，麻醉师说：“不行，身体太弱，在手术室恐怕下不来。”渐渐地我的双腿肿得像“大象腿”，并且变成了紫黑色。我绝食要求他们放我回家。最后警察怕承担责任，只好用担架把我抬回家，此时我已绝食30天。

回到家里，亲人们已经认不出我了，她们只能用勺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喂饭给我，只能用吸管喝水，无法大小便，只能用婴儿的“尿不湿”。由于不能翻身，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我的背疼得苦不堪言……

在师父的慈悲中，在同修们的帮助下，在大法赋予我的强大正念下，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展现出来，我现在已能扶着墙慢慢在室内移动了。

在此借明慧一角，向伟大的师尊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们表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