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在大连市长生街附近的一所破旧日式两层楼前停下，当我进了那扇铁门之后，我意识到不对劲儿了。他们把我带上二楼，有四名年岁不等的男子早已经坐在办公桌前等着我们，一副审问犯人的架式。他们让我坐在离他们不到三米的地方，并扣下我的护照，然后那个女人把我带到旁边一间毫无遮拦，玻璃破碎透风的小房间，搜遍我的全身；这是在没有行使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进行非法行为的开始。之后他们把我带回刚才的房间，开始了长达36个小时的拘留审问，整个过程所有窗口全部都用窗帘挡上，不分白天黑夜点灯进行，足见其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

当我坐下时，一名40多岁的男子很得意地告诉我说：他是广西省梧州市国家安全局的人（我父母家在广西省），特意从广西跑到大连来找我。根本不是大连安全局的，听审问我的那几个人全是地方口音，我知道没假，我趁去卫生间的机会，知道一楼会议室还有一些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大约十几人吧；为了我这样一位回家探亲的两岁孩子的母亲，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带了一些真相材料给亲朋好友看，便如此大动干戈，实在令人费解，不知道这无聊的把戏要耗费人民多少财富。

他们审问的头一句是：“你什么时候开始炼法轮功的”。我便借机会给他们讲我修炼得法的过程，是怎样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可是他们似乎无动于衷，只让我“交待”在大连如何得的大法书，与什么人联系。我便告诉他们当时大法传遍整个中国，大连市大小公园都有炼功群众，那时到处都能买到大法书；由于他们手上没有任何这方面证据，便不再追问。

接下来他们让我把2001年往国内给什么人寄的是什么真相材料，寄了多少和2002年春节前后带什么真相材料回家，数量，给什么人等细节“交待”清楚及这次回家都带些什么东西。我说：“事情是我做的，但是我没做违法的事，没什么可交待的，我只是希望我的亲朋好友能知道事实真相，不被谎言蒙蔽。”他们见我不回答他们的问题便紧接着说：“你不要以为你不说我们就不知道，你去年几号几号回国，先回大连干的什么，又在广州呆了几天，又回广西父母家住几天，什么时候走的，我们一清二楚……”我说：“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我也没什么说的”。但是他们一口咬定我带大法资料是“违法的”，全然不顾事实，他们甚至扬言要去抄我公婆的家。于是我又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案的疑点和所谓的豪宅真相。他们长期被官方洗脑，中毒很深，表现出根本不相信所谓的自焚是少数当权小人制造的把戏，也不相信中央电视台会播放假东西骗人。我劝他们看看那些真相材料，看看法轮功的书。现在大法传遍整个世界，试问不好的东西怎么会如此受到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欢迎呢？

到了晚饭时间，他们也没有放人的意思，我拒绝吃饭抗议他们对我的扣留，他们就让我坐在椅子上过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看守我的那个女人威胁我说：“我们有的是时间，你熬不过我们的；你孩子那么小，你不想她吗？你有一个这么好的家庭，你不想想自己的前途？我劝你不要抱任何幻想，不交待清楚，你走不了的。再这样下去把你带回广西，到时候送你到劳教所，回头那孩子都不认识你，整个不成人样儿，那就不是现在这个待遇了，把你交给公安局，你就有苦头吃了。”

我笑了笑说：“是你们把我骗来的，是你们不让我回家，你们能干出什么事来并不奇怪，我了解很多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实。”看来他们并非象我所想的一点不了解事实。

早饭时他们劝我吃饭，我不吃并告诉他们，我不是犯人，我不吃这里的东西，你们放我回家。他们不肯，又威胁我说：“你不配合政府，态度不好，不能放，把你带回广西交给公安局，他们可没有我们这么有耐心，随便找个借口就能判你一年劳教；只要你交待清楚，就放你回日本。”一副邪恶的嘴脸。

到了中午，饥饿开始折磨我，我又一次要求他们放我回家，心情也变得焦虑起来；我想起在日本自由炼功学法的日日夜夜，想到明天中午就要起飞的飞机，想到肚子里才两个月的胎儿，心里不禁有些难过，劳教所里大法弟子悲惨的经历不时涌上心头，我发现怕心开始动摇我，我真的很想回家……。

下午进来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开始了新一轮洗脑攻击。先是对我进行所谓爱国主义教育，把极端的民族主义推向我；还举了很多例子，试图引起我对日本民族的仇恨，引起我对美国人民的仇恨……。他走以后，原来审我的人伪善地过来劝说：“这是我们局长，说话算话，他都说了，你就把刚才的几个问题交待一下就可以，说了就给你护照，让你回日本，你考虑考虑，不要太固执，其实你不说我们也都知道，你把材料寄给了谁，我们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核实一些问题，你说几句就完事，总得给我们一个台阶下。”

就这样，我被他们说动了，急于回家，回日本，急于离开这里的念头一下子占据了我的心，我作了让步，说了几个同学的名字，回答了他们的一些问话。可是他们并不甘心，又追问我在日本平时都与谁联系，资料的来源，在哪儿发报纸，开法会时什么情况等等情况；他们甚至能说出几位日本学员的名字来问我认识不认识。我借机会向他们讲了大法在日本洪传和世界洪传的情况。由于实在问不出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也进行不下去了，从下午3点左右到晚上10点没有人来问我话。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我知道自己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对不起自己的同修和同学，更对不起给我健康身体、教我做好人的师父。这七个小时的安宁，对我而言是一种难耐的心理折磨。楼下不时传来电视的音乐声，那群人的笑声，我觉得那象邪恶胜利后的笑声，对我的耻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去面对那些日日风吹雨淋、为呼吁国内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而奔波的日本同修，我的精神变得极度疲惫。到了半夜，他们又来审我，并要求我写一份不违反国家法律的保证书，我麻木地签了字，他们才把护照还给我。这两天我共签了6份问讯笔录和1份保证书。

送我走时，他们给了我他们的联系电话和电脑网址，还要了我的电话和住址，并再三叮嘱我：回到日本后一定要经常与他们保持联系，千万不要把他们审我的事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丈夫，双方父母和日本法轮功学员，否则后果严重。我知道他们想利用我，给他们提供海外情报。他们非常害怕自己的非法行为被世人知道。我告诉他们，我知道怎么做，于是他们把我送回家。

因为上述的经历，回到家里，我并没有得到安宁。公婆开始逼我放弃大法的修炼，说如果我不听，为了丈夫的前途就让丈夫与我离婚，让我失去孩子和家庭。面对这两位经历过文革，饱受过难忘的心灵折磨的老人，同样煎熬了36个小时为我担忧的老人，我心如刀绞。中国的宣传让他们如此仇恨大法，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可怜的老人，又一次受骗，又一次为了保全家庭，做出不该做的事，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上述的经历，回到日本，丈夫也开始逼我，不让我和任何大法弟子来往，不让我对任何人说自己是炼法轮功的，否则与我离婚，甚至要求我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对中国制度和运动的恐惧，使他父母和他变得如此残酷，我不禁一阵伤心，更为中华民族的坎坷命运感到悲凉。我面临着家破人亡的命运，这是我这个才学会、才心甘情愿、懂得炼功做好人的普通人永远也无法明白的残酷现实，真不知道那些在国内的大法弟子又该是怎样的遭遇。

从我离开大连，返回日本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法轮功一天不平反，我将一天不能回到中国。想起他们不让我向任何人提及我受审一事，并让我与他们经常保持联系，还鼓励我继续参加日本的大法活动的话，不难想象他们的险恶用心。是想把我培养成他们手中的工具吗？如果我不提供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所谓情报，他们又将作出怎样的回应呢？尽管我回不去我热爱的祖国，无法再看望年迈的父母，我也绝不会出卖自己的良心，沦为他们的工具的。

借此我声明2003年2月12日下午至2月14日0点30分在大连被广西梧州市国家安全局审问期间所签的一切问讯笔录和保证书内容全部作废。

蔡英姿
2003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