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8月底，他与功友一起去北京上访，可北京信访办成了抓人办，没办法漂泊了几个月后回家。政保科的警察将其抓去说与其他当时一起去北京的功友要判劳教。家人又以1000元请恶警吃喝，恶警又罚款1000元才放人。此时单位给他办了一个开除公职、留厂察看两年的处分，每月只发生活费90元，扣除公积金实发60元。

2000年3月两会期间，他与功友到北京反映大法的真实情况，被当地的旅馆老板举报，被抓送回当地关押，敲诈所谓的接送费2025元。四月，当地的610在看守所办了邪恶的洗脑班，并以不妥协就判劳教相威胁。因怕劳教而违心地写了“保证书”。最后以判劳教一年，所外执行才释放。后来他知道做错了，就在明慧网发表了严正声明，以前的所说所写统统作废，邪恶知道后意欲迫害，在他的正念抵制下，阴谋未能得逞。

2001年6月他再次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大法横幅，当时的恶警蜂拥而上，又抓又打。在天安门派出所里，他们雇佣了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来充当打手，随意的暴打。地痞们和穿便衣的警察将他的手用手铐反铐着，用胶皮棒几个人围着打，专往一个地方打，随意折磨。后送往大兴看守所关押。20多天后，转回当地驻京办关押时，他借机跳窗走脱。

2001年8月，他在农村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在镇派出所非法关押一星期后送往一看守所关押，并因此而判劳教二年。此时他要求上诉，却无人理睬。于是他绝食抗议，十多天后恶警骗他说：你吃点饭明天带你去医院检查身体，走个过场就放你回家。他信以为真，第二天恶警骗他说是去医院，却直接把他送往劳教所，经检查身体不合格，被拒收。恶警们在劳教所说好话，想把他硬塞在劳教所，结果还是没被收下，邪恶没能得逞。家里的亲人在功友的帮助下找“610”、政保科、公安局要人，最后以保外就医释放，但他所在的单位将他开除，他失去了工作的权利。

2002年4月，他在农村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抓住关押在镇派出所，后正念对待被释放。

2002年9月在外张贴真相资料，被巡逻便衣跟踪抓捕，被恶警非法抄家，又关押几小时后才放回。“十一”前夕又被强行抄家、抓人，被关押在刑警大队和某宾馆，三天三夜不准合眼皮，强迫他说出资料来源。他以绝食抵制迫害，恶警又把他送往劳教所，经检查身体不合格被拒收，恶人不得已才放人。相隔不长时间，“十六大”前夕，他又被强行抓走，直接送往劳教所，经检查身体不合格被再次拒收，恶警又找关系又说好话还是没能被收下。恶警气极败坏，又把他送往看守所关押，他绝食抗议，家人也多方讲理要人，十多天后才释放。因恶警经常骚扰，随意抓人，他被逼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此后当地的派出所恶警几次到单位、保卫科打听其下落，欲再对他迫害。

在此期间，他爱人因受不了经济上的损失、长期的来自方方面面的精神上的压力，被迫与他离婚。他母亲因儿子的长期受迫害，在恐惧与忧虑中过早地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