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8年12月4日在校得法，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1999年初我被分到市机关幼儿园实习，在此期间我按一个修炼人的标准，处处事事考虑别人，遇到矛盾找自己，在工作中用我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园领导的好评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在当时人满为患、编制紧张的情况下，我被破格留在该园任教。父母从这件事中看到了我学大法带来的益处后十分高兴，我也以此为契机和他们谈起大法可以使人身心健康，并教人向善，给他们看大法书和录像带。父亲看《转法轮》一书后，不但学炼了大法的炼功动作，还请了许多本《转法轮》书送给周围的亲朋好友。父亲不仅自己学法还经常读《转法轮》给奶奶听。所以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里，我都能真切感受到大法给予我的那份平静、祥和。

然而这种平静在99年7.20江泽民犯罪集团利用各种媒体污蔑、造谣，利用军警特务迫害法轮功之时被彻底打破了。世人被铺天盖地的谎言所迷惑，我的家人、亲戚、朋友及单位的领导、同事也不例外，他们纷纷找我谈话，企图利用各种形式让我放弃修炼，然而基于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我反倒利用与他们接触的机会向他们讲清真相，揭穿谎言。一次园里召开职工大会，传达上面的所谓文件，宣布园内职工不得学炼法轮功，并让每个人“表态”。为了让大家不受谎言欺骗，我第一个站起来郑重地告诉大家我就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各种媒体报道的都是欺世的谎言，只这一句话就使大会立刻终结，草草收场。

自99年7·20以后，我们失去了合法的修炼环境，在这种投诉无门的情况下，有些同修早已进京和平上访。我是通过学习师父的经文《大曝光》、《挖根》后，认清了作为大法弟子，应该走出来正法。为了不耽误小朋友们的课程，我向园里提出辞职，园里不同意，只是答应给我放个长假。由于当时从同修那得知，进京上访的渠道都被堵死了，火车、汽车上都有恶警非法盘查。为顺利进京，我决定骑自行车进京上访。同修们对我这个十九岁的女孩孤身一人骑车进京不免有些担心。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进京正法不可动摇，这一念打消了所有的顾虑。很快我便准备好行囊开始上路了。那一天是99年的8月26日，八月的天气炎热，我的手、脸、脖子凡是露在外面的皮肤都被烈日烤得红肿、疼痛，整个人被晒得黝黑。每天都要骑近200公里的路，身上的各部位都疼痛难忍，尤其是接触车的具体部位都磨出了血泡。我规定自己的行程，不到目的地绝不休息。一次，天已很黑了，我又累又困，路上没看到一户人家，似乎感到自己的身体疲惫到了极限，把车扔在一边，躺在地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当时一辆急速而过的货车把我惊醒了，我这时才注意到自己躺在路中间，可那车却没有压到我，我想到了师父。这一路上我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前行：自行车正好坏在修车人的旁边；暴风雨来临前，我被好心人叫到屋里住宿；地图丢失前一名大叔把通往北京的路线详细地讲给了我。一切都在师尊洪大慈悲的包围中，使我忘却了所有的劳累与伤痛，心中只有把所有真相反映给政府及世人，立即停止对大法的迫害，还师父清白！

第一次进京我骑车用七天时间到了秦皇岛，剩下的路我是坐火车去的。到京之后，发现这里环境比较复杂，想要找个合法上访的途径并不容易，信访办无人接待，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地到处是抓捕大法弟子的便衣和警察。几天后，我和两位南方同修一来到信访办，其实那里早已布置很多恶警与警车，等着大法弟子送上门。我们三人被盘问，从话音那两位南方同修很快被当地警察带走，由于我曾学过三年普通话，加之在北京和外地同修待了近一个月，所以警察根本听不出我是哪的人。面对他们的无理纠缠，自己想不能主动被邪恶带走，应立即离开这里，我用大法给予我的智慧巧妙走脱。

在北京想要找一个为大法说理的地方——难！对于大法弟子找个落脚面地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时常会面临着各种盘查、搜捕。没有固定住处，只得在外风餐露宿。由于没有暂住证，后来我被恶警非法抓捕，并送到我省驻京办事处。没几天我和另两位同修被遣返回当地，在途中我想：不能配合邪恶，一定要重返北京，向政府进一步讲清真相，阻止江氏集团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迫害。于是我寻找时机，当火车开到长春站时，在约早上5：00点左右，天还是灰蒙蒙的，我跳下了火车，就在那一刻四处响起了步话机的声音，跑出的执勤民警用电筒查我的下落，我几次都在他们的眼皮下面脱险。我一刻未停，接着爬上应该开往北京方向的运货车，起程了。但由于这辆车不直达北京，中途我又趴了三辆火车。在这期间我也曾遇到坏人试图强奸我，小流氓要抓我走，但这一切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经过了大约四天的时间，我再一次到达北京并且碰到了许多同修，经过交流大家认识到尽管不让我们上访，但我们大法弟子在京这股正的力量，就是对邪恶的震慑，我们也利用各种机会向世人讲清真相，给邪恶曝光。

99年10月江氏犯罪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进一步升级，作为弟子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实所有强加于我师父与大法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于是我堂堂正正地来到天安门炼功，被恶警粗暴地架到了车上。由于那天被抓的弟子很多，后来就把我们集中到丰台体育场，在那里我意识到作为大法弟子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不配合邪恶证实大法，所以我起身炼功，四五个恶警蜂拥而上拳脚相加，把我打倒在地。后来我的手始终被手铐铐着，接着恶警给我用了刑，晚上把我和凳子铐在一起，在这里我们被无理搜身，钱被没收。回到当地后由于拒绝签不修炼“保证”，被非法拘留15天。这次上访光我个人被警察搜走500元，母亲又被勒索了车费，总计850元。恶警们还曾向父母勒索数千元，被我父母严辞拒绝。从拘留所回到家中后，街道、恶警便接二连三来家骚扰，想强行送我进洗脑班，最终没有得逞。

在回家的这段日子，由于自己主意识不强，在理智不清的情形下，被邪悟者的歪理所迷惑，交了大法书，做了一个大法弟子绝对不应该干的事。清醒之后，心中的懊悔曾使我难以自拔，是慈悲的师父再一次唤醒我，使我重新归正自己，汇入正法洪流之中。2000年12月末，我带着真相资料又踏上去北京的列车。到京不久便被恶警跟踪，接着一辆警车停在身边。下来几名恶警不容分说地把我往车上拖，我用手死死把住车门拒绝上车，就这样和他们一直僵持着，为的是让更多的围观群众看清这群所谓的人民警察是如何对待那些善良无辜的大法弟子，同时暴露他们的丑恶行径。这些恶警对我拖、拉、拽、抬，用了各种招术使劲地“表演”着，最后把我弄上车。一名女恶警狠狠地在我脸上踹了两脚，一男恶警狠命地掐住我的脖子嘴里还恶狠地说：“信不信我能掐死你”。我有些透不过气来，尽管声音微弱，但仍义正辞严地说：“立即停止你们的犯罪行为！”恶警松开了手。之后我们被带到警局，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恐吓、威逼、哄骗，目的是让我们报出姓名、住址，把我们遣送回当地迫害。2000年12月25日，我第三次来到驻京办事处，不过这次不是被关在地下室而是关在8楼，在这里面我接触到很多同修，我们悟到不能被关在这里，证实大法、讲清真相需要我们。于是我们用被单沾水系牢，系成长绳然后用这“绳”拴在“护栏”的钢筋上，大家用力把钢筋拉弯，弄断，再把另一端系在暖气片上，另一端顺窗户下去，我们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摔伤，但我们还是顺利离开了。

在当地恶警为抓我动用了很大的警力与财力，父母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他们还几次强行让父母把我的户口转到别处，我现在被迫流离失所已两年多了。

回想这四年来的正法修炼之路，我从一个柔弱的女孩转变为一个大法的坚定修炼者，虽然曾经走了一段弯路，但靠慈悲伟大的师父点悟又重新归正了自己。在四年来迫害的巨难中，不但没有倒下，而且逐渐修出了有为宇宙众生奉献一切的境界。

在邪恶即将被彻底除尽的最后时刻，我们做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更应肩负起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直至法正人间那一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