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2日，我和几个同修一路几经盘查，几次换车于下午到北京。我们4人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西南角树下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去国务院信访办，被拦截并送到了北京丰台体育场。那天体育场有数不清的同修，场内气温达42、43度，并且不让吃午饭（我们早饭也没有吃）。晚上我们被市驻京办事处连夜遣送回当地。在车上我们向警察洪法。在县公安局登记后，被镇派出所接回再登记，然后让我们写“保证”。我写的是要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做好（现在知道了，什么都不应该写），他们在中午把我放回家，并勒索了80元，说是“路费”。

二、直言上书

我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写挂号信给国家领导人李鹏、李瑞环、丁关根、伍绍祖，以及文化部和中央信访办（分别于1999年7月30日和8月3日发出），要求还法轮功清白，恢复公民修炼法轮功的自由。

通过学法，我体会到了“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坚定，在2000年4月18日再次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直言上书。在信中，开头我引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普遍认同的理论，然后把自己修炼前后的变化详细介绍了一遍（包括戒烟、戒酒、戒赌，和身体状况的变化以及思想道德的回升）。我们村长、县人大代表经常在公共场所夸奖我：“人人都像你这样，警察都不用了。” 于是我征得他的同意，把他的评价也写到了信中，写给了中央干部，以证实大法好。请中央领导用善心、用公心参政议政，还法轮功清白。一个月后，镇长找到我，说县委组织部把我的信转给他了，他们怕受牵连，不许我再写为法轮功鸣冤的信。

7.20以后照旧坚持学法炼功，并在我家开的商店放师父的讲法带。

三、被县公安局非法抄家拘留

2000年11月20日，我第四次给中央干部写信，要求为法轮功平反。这次有几封信被市公安局扣下了，于是市局找到县公安局，又找到当地派出所，对我进行了非法抄家。翻走《转法轮》一本，讲法带一套，还有各次写信的底稿。我被非法拘留15天，上警车时，警察告诉我的老伴和孩子：星期一拿3000元钱去接我，我告诉家人：不要带一分钱，我们没有错。

拘留所只有我一个大法弟子，我每天向犯人们洪法。12月9日，我被放出。回家后第二天我就和我们周边2个乡镇的大法弟子切磋、出去证实法。很多人走出来了。

2000年12月18日，县公安局的3个警察伙同镇派出所警察又到我家的商店去抢劫、绑架。他们把商店翻了个底朝天，抢走《洪吟》1本，讲法、炼功录音带18盘。在这次非法抄家的过程中，商店的300元钱不翼而飞。我当时完全可以走脱，但是没有做好：因为他们骗我说跟他们去一趟，了解一下情况就回来，我就跟他们去了公安局。结果被关到拘留所，并在2001年2月21日被非法判劳教2年。

在拘留所期间，我和另一位大法弟子一起向犯人和警察洪法，我们没有笔，就把别人给的半个气枪子弹头咬成条状，当作笔来默写《洪吟》和《论语》。

四、在葫芦岛市教养院正念正行抵制迫害

1、坚定修炼　喜得经文

被关到葫芦岛市教养院后，我拿到了“教养决议书”，就两次申请复议，但没有得到答复，后来管教人员说：“法轮功”不给复议。

2001年3月，教养院开始试图迫使我放弃修炼，过了8天后，恶警见我很坚定就放弃了。对于其他坚定的大法弟子，葫芦岛教养院用尽了非常残忍的手段。后来我被送到一楼专管大队和其他坚定信仰的同修关在一起。在那里我们受到了很多迫害。

葫芦岛市教养院有一个邪恶规定：每炼功一次、每学经文一次、到期不放弃修炼……都要加期几个月。我每天半夜起来炼功，四防员就报告管教队长，队长找到我，问我为什么炼功，我就向他洪法。他说：你炼功别叫别人看到。从那以后，我们渐渐都公开炼功了。队长上厕所路过我们屋的时候都把脸转过去。

我们这些坚定修炼的大法弟子得不到新经文，那时非常苦的。在我们最难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有善心的人对我们最有力的支持。慢慢地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新经文。在教养院的日日夜夜，师父的法和新经文是我们闯过一个又一个关难，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法宝。

2、特殊的接见

2001年6月15日，我的老父亲到葫芦岛市教养院看我。狱警见我父亲这么大岁数，就允许我父亲见我，但是要求我父亲劝我放弃修炼。我父亲一见到我就悲痛得哭喊起来。我平静地安慰他，他情绪渐渐稳定下来，然后，他没有按照教养院的意思来阻止我修炼，只是告诉警察队长：我儿子是个孝子……。就在20多分钟之后离开了。

3、揭露邪恶　讲清真相

2001年11月28日，我们一楼全体大法弟子给葫芦岛市市长写了一封信：要求为法轮功平反，还我们师父清白，允许公开炼功。然后，教养院答复我们说是可以转给市长。

因为部分学员绝食抗议要求公开炼功，教养院动用防暴警察把我们一楼的大法弟子全都用手铐铐上后，开始百般摧残。在这次迫害中，有的学员被打掉两颗门牙；有的肋骨被打断；有的被打得头肿了老大；有的被打得变了模样；我被铐在床上5天后才放开。30日当晚，几名大法弟子被送往看守所继续迫害，有的同修后来被判了刑。

在教养院里，我用线在背心和衣服上绣了“真善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管教让我放起来，不要穿，但我一直穿在身上。到了4.25的时候，我就把“纪念4.25两周年”写在床板上；到了5.13，我们就集体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祝愿师父生日快乐。

我总是找机会和管教们谈心，谈他们的家庭情况、他们的身体状况、谈右派、谈网络，然后侧面地洪法，这种方式为我们讲真相打开了一扇扇门。

在葫芦岛教养院，我多次给教养院干部写信，一是洪法，二是揭露恶警对我们的迫害。我以我的“教养决议书”为证据，向他们说明我是冤枉的；所谓的“罪名”是捏造的。我又给中央干部写信，揭露葫芦岛市教养院、葫芦岛市政府不执行“行政诉讼法”：复议不答复、捏造罪名。

信交给狱警队长几天后，他们答复我，说要给我个“说法”。后来他们找我谈话，说要放我。我问他有没有条件，他说没有，我说没有条件还行，如果有条件，那我宁可再呆上1年。后来我被提前释放。我不清楚释放的原因，只知道是师父加持的结果，也是得自己念正才行。

五、再次遭绑架、再次在邪恶环境下正法

从教养院回家后，我继续按照师父要求做好三件事，并给亲朋好友发光盘、传单，讲真相。

2002年10.1之前，镇派出所所长带人又闯进我们家，翻走讲法、炼功带各一盘。我就天天找他们要磁带（因为抄家时我不在家）。

2002年，我又被一群恶警绑架，先到派出所，说是了解情况，我知道他们要劫持我去洗脑班后，就借着上厕所的机会翻墙走脱。但当时我法理没有悟清，怕连累常人，就又自己回到了派出所，然后被送到了洗脑班。那次他们一共抓了16个大法弟子，恶人以送劳教相威胁。我因为坚持修炼不妥协，又被关到了葫芦岛市教养院。

被送到教养院的途中，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将随身带的一枚法轮章保护住，并做好了各方面的保护准备，果然保护住了法轮章。教养院队长告诉我：愿意躺着就躺着，愿意睡觉就睡觉，每天5个半小时的在教师室的邪恶洗脑我也不用去。我后来被调到大法弟子的房间，可以和同修切磋。调屋那天，我向管教声明：以后我也不会去那个教师室。警察同意了。

2002年12月我被释放回家。回到家以后，我找到派出所，告诉警察所长：不要再干坏事迫害大法、大法弟子了。

我又投入了正法的滚滚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