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我进京上访，被带到天安门分局，由于我不报姓名地址，天安门恶警对我进行长达两个小时的背铐折磨，手铐深深嵌进皮肉里。我不堪忍受折磨，两次晕倒，毫无人性的恶警提着手铐拽起我来，继续紧勒手铐，致使我的手腕溃烂，左手肿胀麻木两个月之久。分局恶徒把我们关在铁笼子里，寒冬腊月竟然大开电扇冻我们。后我们被带往驻京办事处，被铐在桌子腿上两天一夜，非法审讯，最后送往本县看守所，非法关押４０多天，政保科恶人从家里勒索１０００元钱。

２００１年元旦，我在街上贴大法真相资料，被尾随跟踪的丈夫发现，丈夫被大陆媒体谎言欺骗，对我误解很深。他把我带回家拳打脚踢，逼我离婚。法院被收买，三天就判了离婚，财产一点也不给我。因我炼法轮功，孩子也不判给我，朝夕相处的孩子与我生生拆散。父母的压力、单位的压力、公安局的压力，都压在我的身上，使我身心交瘁。

２００２年３月７日，我在学校上班，县６１０伙同公安局和单位的恶人，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把我绑架进由市６１０恶徒主办的洗脑班。为了强制我放弃信仰，四天三夜不让我睡觉，逼着看诽谤大法的录像，音量开到最大，一个通宵使人脑袋简直要炸了。还把我整日整夜地铐在窗棂上、门把手上、椅子上。它们给我三次上背铐折磨逼写“四书”，并且给予精神上的重压。局长在熬我不让睡觉的晚上，威胁我：“这里是１００％转化，不转化送劳教，整治死了，这里有火葬厂，直接送去火化。”

那天，喝得醉醺醺的市６１０头目对我说：“今晚你必须转化，对你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话刚说完，闻听命令的恶警如狼似虎般地冲过来，给我上了背铐，又开始了折磨。

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４２天，保外出来，共勒索伙食费、洗脑费、抵押金高达６０００元，弄得本来就穷困的家庭倾家荡产。

出来后一星期，洗脑班局长、主任来我家，见我不在家，便逼年迈的父亲去洗脑班做人质，全然不顾父亲血压高达２２０。亲属三次去要父亲，恶警非法关押父亲１０天后，亲属才把父亲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