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4月２０日的记者会上的表现，就如同上面那个比喻。

为什么北京的病例一下从37上升到339，作为人民公仆的高副部长，哪怕是透露一点儿政府做错了的表示也好，他没有。他打的是地地道道的官腔，百般狡辩，归咎客观原因，毫无认错的诚意。

虽然中共作出了处理“非典”最重大的策略调整：解除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党职。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次的撤官行为不过是中共历史上用“替罪羊”来转移视线的故事的翻版。

高强说，数字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非典型肺炎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灾难，诊断比较困难，从收治到确诊需要一个过程；二是北京市医院之间缺乏有效联系，没有全面准确统计；三是卫生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准备不足、防疫体系比较薄弱、要求不明确、指导不得力。

北京退休军医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在看了卫生部长张文康4月3日有关北京只有“12例，死亡3例”的报导后，非常愤怒。告诉外界，认为他知道的309医院就有起码“60例，死亡7例”。而这事被后来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实地调查所证实。

那么这“60例”被忽视是不是由于高副部长所罗列的3大原因呢？

1、从收治到确诊需要一个过程

不成立。309医院早已确认他们是“非典”。

2、北京市医院之间缺乏有效联系

不成立。这60人都在309医院的同一病区，还要跟谁“有效联系”？

3、准备不足，要求不明确

不成立。“非典”成了国际焦点，世界卫生组织一再要求报告病例，要求非常明确。不过，309医院得到的“明确要求”可能是──尽全力封锁消息，确保“两会”顺利召开。

4月3日卫生部长张文康信誓旦旦宣称，“北京还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疫情得到有效控制”；4月10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一口咬定，“这个数字目前是准确的”，“包括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确诊的病例”；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在同一会上扬言“今后诊断病例的数字会越来越少。”

很显然，他们是明明白白地在向全世界人民撒谎。

今天，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被作为“替罪羊”免去了职务，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中共认错的诚意。

历史上中共祭出的“替罪羊”多的去了。在80年代，因为铁路事故，森林大火，有过几起因为玩忽职守而丢官的。到了江泽民时代就只剩下利用腐败来打击政治对手的残酷斗争了。历次政治运动，都有“替罪羊”被搞了下去。十年文革浩劫，让“四人帮”扛了过去。其实从高官到平民，文革中参与多多，却鲜见有人出来思过反悔。这样的民族，如何又能抵挡再一次文革的来临？事实正是如此。当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其现代化了的宣传攻势更甚文革时，又有多少人能挺身而出呢？事实上，有“替罪羊”可祭，还表现出当权者拥有压住局势的信心；在法轮功问题上，连一个“替罪羊”都还不敢祭出来，因为那是江泽民直接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战争。

就如同一个偷东西的小孩，他学到的是，下一次如何偷得更好而不被发现。中共得到的也许就是同样的反面教训──如何在今后的撒谎中做得更完善，而不被外界抓住把柄。“非典”的国际化对于中共算是新课题，使得惯用的隐瞒术砸了锅，而今后对于国内问题的封锁隐瞒，也许更加彻底。

这一次的“非典”临阵撤官，中共到底学到是什么，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