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开始无视事实地造谣、诬陷、迫害法轮功，从此，我和众多大法弟子一样开始遭受各种残酷迫害。首先是来自我的工作单位的迫害，校长多次找我谈话，目的是要我重复江氏集团诬蔑法轮功的谎言。我深知：修炼法轮大法使我身心受益非浅，怎么能如此不负责地随便撒谎骗人呢？我根本无法接受这一无理要求，于是毅然决定辞职离开学校。

99年9月27日，我开始进京上访，28日上午11点多，当我在招待所休息时，被前来查房的派出所民警非法劫去盘查，当天下午，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一直坚持炼功，在干警的示意监督下，号长命令我不要炼功，我不听，继续炼，号长连续多次阻止我抱轮，后来强行把我的胳膊拧到背后，按倒在地。而后，我又继续炼。

9月，市公安局及镇政府共去了四人把我从北京非法押回了公安局。当时警察夏某说“你要说不练了，我们就放你回家，回家后你爱怎么炼就怎么炼，没人管你，我们不愿把你送到看守所里，你又年轻又有文化，太可惜了。”我说：“这样不符合我修炼真善忍的标准，我不能那么做。”就这样，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仍继续炼功，在最后一次提审中，警察对我说，你只要答应不进京了我们就放你回家。我不答应。随后，公安局把我送进了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

入所后，我们第一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全部被送进了女二所，队长要求我们集体学背“三十条”，我不从，站在地中间起头背“论语”和其它经文，这时，那个臭名远扬的邪恶所长苏境手拿电棍开始电我的脖子，而后又电了锦州的崔亚宁等其他大法弟子，接着尖叫着让我们全体蹲着，我又起头蹲着背经文，而后，各个房间的大法弟子全部开始背经文。这时恶警们开始抓带头的，因当时我们内部有劳教犯专门监控我们，所以我很快就被恶警叫去盘查，问是不是我起的头，我不吭声。于是第三天下午晚饭前，我们几个带头的大法学员被隔离开，我被送进了女一所与普通劳教人员同住在一起，参加每天长达15-1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超体力劳动，做缝纫机活。几天后，所长周勤带领大约七、八名干警把我们10名大法弟子叫到教室内，由周给我们读诬蔑法轮功的报纸，其中一名大法弟子起头背“论语”，我们便齐声一起背，这时，周及其他干警恶狠狠地连喊带叫地打我们，其中的一名恶警揪着我的头发使劲往地上按，我用力挣脱着，并不停地背经文。

回到车间后，我没有参加劳动，队长罚我站着，我继续背经文，队长指使工头恶狠狠地踢我、揪打我，而后，我被关进小号。大约在99年11月下旬，我又被送回了女一所，仍坚持炼功，遭到了众多普通劳教犯的严重殴打，每次被打后脸部均处于毁容状态，全是疤痕无法见人。最重的一次是：我的头部被10多名劳教犯围着圈在地上踢来踢去，当时我明显感到脑袋没了、空空的，鼻子被她们的拳头打的大量流血，无数耳光打的我两眼直冒金星，耳朵嗡嗡作响，并且也流了血，不久便昏死了过去，而后被它们用水泼醒。那天晚上，队长瞿艳辉让我回去睡觉，别炼功了，我说：“我回去肯定要炼功，你们一阻止我，就影响其别人睡觉，我还是在走廊站一宿吧。”自从这次严重被打后，人虽然活了，可是眼睛从此便看不清东西了，模模糊糊的，耳朵的听力也严重下降，就象有东西把耳朵堵住了一样，腰部被踢的连续20多天不敢弯，上、下楼非常吃力，晚上睡觉很难翻过身来，而且我还睡在两名犯人的中间，尽管如此，还得与另一个人把40多斤的垃圾筒从三楼抬到垃圾场，我就是咬牙坚持着，整个腰部就象被钉了铁板一样。打我最狠的两名劳教犯人均在当时遭到了报应，她们两个的身体和我一样，走路极其困难，浑身疼痛难忍，不打我时就好了，一打就坏。后来她们也知道是打我造成的，慢慢的就不敢再打了。

其实劳教们打我们并非她们本意，是队长叫她们打的，谁敢不打就给谁加期，无奈，犯人不得不从命。有名劳教犯亲口对我说：“看到你们挨打我就想哭，害怕，不敢看你们。”还有的说：“看到你们挨打我就躲到墙角里偷着哭，怕坏人向队长报告受处分。”甚至有的犯人说：“我们只能以‘打’你们的方式，保护你们不被其他犯人打。”因为这里规定，不允许犯人对我们好，不允许犯人和我们谈法轮功的事，谁违犯了就严肃处理，所以劳教犯谁也不敢跟我们多说一句话，完全把我们孤立起来，限制起来，走路、干活、睡觉、上厕所、吃饭一天24小时均有指定犯人监控，大法弟子之间根本不允许说话。在此期间，因与犯人集体背“三十条”时，家住葫芦岛的大法弟子苏菊珍背经文，被大队长王艳平叫到禁闭室让她把衣服脱光了，用电棍电遍全身，电了整整一夜，到了车间时，我发现她的脸上被电的全是大水泡，嘴上也是，眼睛脸部全都肿了，青一块紫一块的，惨不忍睹，无法再多看一眼。我被严重殴打后的第二天，因拼命要炼功，被王艳平强行关进了禁闭室，用手铐将我的双手背铐在暖气管上，只能站着不让睡觉，指定两名犯人看管。就这样，我开始绝食了。到第三天时，王艳平带我到医务所检查，医生说我严重脱水，需喝盐水，回去后，队长派犯人给我盐糖水喝，我不同意，王队长气极败坏地拿出高压电棍猛击我的脖子，我浑身被电的直哆嗦，无法控制自己，小便失禁，尿了一裤子。

2000年1月初，马三家教养院女一所与女二所开始出现转化现象，当时我在女一所一大队三分队，这个队全是法轮功学员，与劳教犯分开了，目的是让放弃修炼的人给大法弟子的洗脑。由于我们的思想特别坚定，邪恶找不到可钻的空子，便采取了最后的一招用来发泄。一天早上起床后，几名叛徒的“骨干”把所有坚定的学员叫到一个房间，她们说：“今天我们几个人把德给你们一人分一份。”说完我们被她们四、五个人打了两个大耳光，我多说了两句话被多打了十多个耳光，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她们分别又在各自的寝室打了我们这些坚定的大法弟子，我也被打了两个大耳光，身边被打的有田莉、李晓艳等，其中一名年轻的叛徒往坚定的学员潘琦的脸上吐痰，另两名叛徒把瘦弱的潘琦按倒在床上不让她动，出工时也不让她走，后来在四防员的责令下才让潘琦出工了。潘琦是大连市医科大学的学生。

2000年5月至8月期间，我、苏菊珍等几名大法弟子被送到女二所一大队进行强制“转化”。先由犹大分批轮流谈她们的邪悟，不让睡觉，见软招迷惑不了我，便开始罚我蹲，从晚上十点到下半夜二点不许挪动，不许站起来，由恶毒的叛徒监控。几天后，见我还是无动于衷，叛徒给恶警出坏招，让队长用电棍逼我，还邪恶地断章取义称其为“棒喝”。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女二所一大队长王乃民的等恶人把我叫到办公室，一进屋王乃民说：“今天我叫你过关你能不能过去？”我见三名队长张、王、黄各持一根电棍。我心里别无杂念。队长分别让我的双手握在电棍上，见我没反应，便让我的双手心放在电棍的电源头上，另一名队长把电棍触在我的后脖子上，三根电棍同时电，当时我心中强烈告诉自己：我是大法弟子不怕这一切。发出这一念后，正巧我要去厕所，回来后我以为我还要继续挨电棍，发现与我同去二所的潘琦被叫到屋子里，想必她也挨了电棍，就这样第一次被电了十多分钟后结束。

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分队长张秀荣把我叫到办公室，一进屋大叫着让我把鞋和袜子全部脱掉，坐在地上，然后她手持两根电棍电我的双脚心、腿部、上身、嘴唇、头发，边电边大叫着：你说不说。我说你怎么电我也不“转化”，这一说她来气了，命令我站起来电。当时师父的法清清楚楚地告诉自己：“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师父的法理使我感到力量无比，这样想的时候，恶警的电棍总是不好使，换了一根电棍也不好使，她见这样电我不解恨，双手扔下电棍疯狂地揪着我的头发使劲地来回抡，恶狠狠地打我耳光，就这样持续四十多分钟，因吃晚饭才停止了这次迫害。以后无奈的处罚就是让我蹶着，姿势为双腿与腰成九十度，双臂平行下垂，放手不准靠在膝盖上，双腿不准打弯，严重时要求双手着地，非常苦的，每次时间最少一小时，时间长的一上午。苏菊珍思想特别坚定，被恶警张秀荣用手铐将她的双手背铐起来吊在铁床上，双脚离地，头朝下，这是张秀荣带我亲自看的，那意思是我还不妥协就和苏菊珍一样折磨。看完苏菊珍后我很心酸，心疼的眼泪顿时涌入眼圈，强忍着没流出来。苏菊珍也多次被恶警用电棍电过，那时几乎没有几个能挺过电棍、体罚这种迫害的，许多人被迫妥协。那种场面完全是一个罪恶的人间地狱，没有一点人性，精神上的高压让人感到生不如死，无法形容那种苦。为了向主子报功请赏，为了名利，恶警们不惜以牺牲大法弟子的生命为代价，残酷迫害大法弟子，使女二所“转化率”一时间成为全国最高，从此全国有许多省市、甚至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头目先后多次到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参观学习经验”，尤其是湖北省某劳教所派几名恶警坐阵实习一周。因为配合当权者迫害法轮功得力，马三家教养院全体恶警被江氏集团评为“集体二级英模”，每个队长都分别发了奖金不等，按折磨人轻重，“转化”率高、低分钱。

虽然那时的我思想坚定，可是，至今还痛心被邪恶之徒伪善的谎言迷惑过，曾经跌倒过。跌倒的原因是：相信了叛徒的谎言。在此声明作废。2000年8月30日，我又被送回女一所，分到二大队，由于不断用法理对照自己，再加上我及时地看到了师父的经文《去掉最后的执著》，使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很快于9月2日向队长递交了声明，声明“转化”材料作废，并在9月4日下午集体出操时坚持炼功。当时被队长赵国荣揪着耳朵带到了办公室，进屋后不容我多说话，厉声命令“四防员”把绳子、手铐、高压电棍拿了出来，命令我把鞋和袜子全部脱掉坐在地上，让“四防”用绳子把我的双脚捆绑在一起，恶警赵国荣用手铐将我的双手铐在一起让我无法活动，然后她手持电棍咬牙切齿地狠电我的双脚心、腿部、上身、两胳膊内侧，长时间不拿下来，边电边问我炼不炼了，尽管我被电的很疼痛，我仍咬牙说‘炼’。听后恶警就更加恶狠狠地电我的胳膊，导致我的胳膊起了严重的大水泡，淌脓水近一个月才恢复正常，至今还留有疤痕。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