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我被这阵势给弄懵了，不知如何是好，但看到许多大法弟子为给师父和大法讨回公道，一次次去北京上访，自己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告诉人们真相。以下是我三次进京上访的遭遇。

第一次进京是在2000年1月。到了信访局门口，就见两边站满了各地来的警察，盘问来上访的人，我应付过去了。进去后我填好表就被关起来了，下午4点被劫持到驻京办，勒索50元“汽油费”。晚上我被派出所和单位保卫科接回。回来后，我被派出所非法拘留15天，逼单位执行。

第二次进京是在2000年4月，这次我去了天安门广场。上午9：00多，我在天安门广场被抓上警车，关进天安门分局的铁笼子里，后被派出所送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勒索150元伙食费。

2000年7月20日前夕，派出所把我从同修家中抓走，在单位软禁7天。

2000年10月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炼功，喊出了：“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大法好！”在广场分局我拒报姓名，第二天被送往门头沟看守所。警察拍照盘问后，把我们分散到各个派出所。我和一位南方来的同修被送到了裕村派出所，后来我被骗出了姓名住址，被转押当地看守所。在看守所，我进行了绝食抗议。恶警迫害大法学员，一边还敛财。强迫卖给我30元的东西，说这是里面的规定。每天晚上睡的是水泥砌成的床，离地面不足十厘米，就这样还每天收5元钱的床铺费，每天20元伙食费。我绝食10天后，他们害怕承担责任，把我送往另一看守所。

在看守所，因我拒绝写“保证”，被上了“坐椅”（一种刑罚）。两天后灌食，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迫害“法轮功”）恶狠狠地说：“如再不吃饭，就用灌牲口用的粗塑料管，给她灌，看她吃不吃！”同修因抗议狱警对我的迫害也绝食，他们就给她上背铐。后来另一个号的大法弟子知道后，同时声援我们，狱卒害怕了，就解除了刑具。当晚我便起身炼功，遭到狱警谩骂。第二天管女号的一女警察公开挑拨让犯人殴打我。

继续绝食的我被送往石家庄市劳教所五大队。五大队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有约20名法轮功学员在绝食抗议非法关押。恶队长刘志英为了消耗我们体力，就罚大法弟子一遍遍擦地，擦完一遍再回头擦；罚大法弟子抬床板，从二层抬到三层，再从三层抬到二层，把床从这个屋倒到那个屋，再从那个屋倒到这个屋，谁绝食谁就干。四、五天后狱警开始灌食。后来法轮功学员们想，不应该这样消极被迫害，大法弟子决定，拉谁出去大家都一齐阻止不让灌食。

1月，大家在食堂集体抗议迫害，“窒息邪恶”、“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大法好”等喊声在饭堂此起彼伏。大队长（已遭报，被逮捕）和许多警察站在食堂里面不知如何是好。下午我和其他三四十名学员被转移关到四大队。

在四大队，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一个甚至几个犯人看管，上厕所、洗漱都跟着。我们吃饭的多少、每天跟谁说话，都被号长清楚地记录。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搜一次身，把被子、褥子翻个底朝天。

2001年1月23日（农历大年三十）晚上，外面听到鞭炮声，我们便起身炼功。不到一分钟，就有男干警闯进了宿舍，对着炼功学员就挥拳出手，睡在上铺的我差点被一个男恶警拽下来（另一个屋子，有一个大法弟子就被从上铺拽了下来摔伤，身体一个月不能动）。

2001年3月30日，四、五大队把70名女大法学员送到了关男犯人的二大队，实行强制洗脑。在二大队，我被罚站几乎三天两夜。罚站时背经文，又遭到二大队管理科田XX的电棍电击。我被叫去进行强制洗脑，不让睡觉，实行“车轮战”，灌输谬论。由于我学法不深，5月7日晚被迫在高压下违心妥协（我明白过来后，已经公开在网上发表了署名严正声明，声明这种高压迫害下的妥协作废）。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强制洗脑期间三天三夜拒绝说话，被三个男恶警弄到储藏室毒打。

后我和别的学员交谈得知，男学员被洗脑前承受痛苦很大：吊铐、铐暖气管、上绳、电棍电……有的经历了很多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