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三篇评论。我想重提一下前两篇评论中的两句话： “去年秋冬以来，在漫长的半年中，中央虽然在封锁信息方面不遗余力，却没有发布过一次关于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公告”；“不顾老百姓死活，不顾国际公德和整个人类安危，不择手段，隐瞒疫情，是丑闻，是罪恶，是中国的耻辱。”

事情出在中国，但和医务工作者无关。他们克尽职责，立下了功绩，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工作精神和献身精神值得社会崇敬。

事情出在中国，但和香港无关。非典型肺炎流行之初，香港的医院、媒体和卫生署就紧张而镇静地展开了多方面的工作，及时向市民告警，帮助大陆揭开了盖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卫生署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准确并且迅速地查明了病源——病源来自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在广州曾照顾过非典型肺炎病人，染上病后，来到香港，先住酒楼，后住医院，香港的非典型肺炎就是从这个酒楼和这个医院开始，蔓延全港，进而波及加拿大和新加坡的。

查明并且公布传染的途径和规律，有利于控制疾病的传播。香港的透明应该是中央的榜样。可是大陆的党和政府决定逆天行事，采取黑箱作业和愚民政策，一方面悄悄地指定医护人员治疗瘟疫，一方面宣布纪律，不准向社会走漏信息。广东是民工集中的地区，春节回家，糊里糊涂地把病毒带回故乡，祸延父老乡亲。广东又是高度开放的地区，中外人员在相互交往中，又糊里糊涂地把病毒带出国门，流毒海外。病毒确实是天灾，但封锁信息却是彻头彻尾的人祸。天灾人祸，荼毒生灵。这笔债，谁欠谁？当然是中国的党和政府又欠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笔债！——人民是受害者。

越南也被染上了非典型肺炎，但正如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大卫·海曼所说，由于越南政府及早寻求国际帮助，河内的疫情得到控制。海曼博士对中国政府没有及早公开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的情况表示失望。这位传染病专家说，如果中国去年11月就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并紧密配合，可能这种疾病也不会扩散开来了。

“中国无瘟疫！”——高挂着保密帷幕的中国这样说。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及早公布疫情？？？这是外国记者百思不解的疑问，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特兰德批评中国政府的焦点。意味深长的是，中国政府既不公布也不反驳这种针对自己的严正批评。

中国卫生部长紧紧抱着主旋律，和各国记者反来复去周旋：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非典型肺炎非常重视！卫生部领导抓得非常紧！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部长本人愿意向全世界保证：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相形之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显然比较诚恳，他向传媒道歉，说“我们的卫生部门和传媒的密切配合不够……”。另外还有人则想出了更谦虚更堂皇的理由：古老的中国才五十多岁，太年轻，缺乏经验，尚未建立对付“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

不必过于谦虚。中国显然有祖传的应急机制，封锁消息正好是这一应急机制的核心。一事当前，党和政府首先掂量的就是如何保密；离开保密，中国将完全失去应急能力。因此，上述各种外交辞令都不太贴近实际。更贴近实际的应该是：在党的领导下，党和政府对防治疾病和封锁消息同等重视，同时并举；卫生部门和传媒配合得非常密切；花在控制信息上的心思决不亚于控制疫情。

中国封锁消息有四种手段：第一，官方不公布真相；第二，官方宣布纪律，严禁采访、报道和泄露真相；第三，官方自行编造或授意编造虚假的信息。第四，在全面封锁消息的前提下，开放个别窗口，陈列个别样品，制造假相，欺世盗名，混淆视听。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发生了突发事件，全面动用这四种手段，严密封锁这么大的消息，除开大人物谁还有权决定？哪里是这个“部门”，那个“单位”，作得了主，负得了责的？

可悲的是，大人物也身不由己，只能在现行制度的笼子里转来转去讨生活。悲剧的实质，正在于此。